根据瑞银去年的一个报告，随着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上升，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50%的全球家庭总财富。换句话说，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其余99%人口拥有的财富总和。

在研究领域也逐渐有了类似的趋势。看一看加州大学的数据，我们就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在加州大学系系统内，29个医学研究者在2015年的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另外10个医学领域外的研究人员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同时，在学校系统内工作的成千个博士后的工资不到5万美元。年轻教授也没有拿的更多，最多相当于高收入群体的四分之一。

加州大学系统不是一个孤例。在不同国家，研究者群体收入的差距都在不断扩大。在美国，收入的差距在年轻的助理教授资深教授之间。在中国，差距来自于新老体制和资源不均。也正如社会中中产阶级和富豪之间日益扩大的财富差距，在很多国家，富人的1%理论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讨论。

研究研究者的收入问题，往往面对数据的缺乏。Nature杂志在2016年做了一个薪水方面的调查。在3600个受调查人中，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他们放弃了更高的薪水来从事科学研究，20%的人不会推荐自己的学生从事科学研究。随着竞争的加剧，这种现象可能越来越糟。

不平等的指标

研究收入问题的学者一般使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来衡量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为0表示所有人挣得一样多。基尼系数为1表明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只有1个人赚钱，其余人收入为0.

在2012年，乔治亚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Stephan对美国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的收入进行过统计。她发现从1973年到2006年，收入的基尼系数翻了一倍，其中生命科学领域增长的最多。在同样的时段内，美国男性工作人口的基尼系数仅仅增长了35%。当然科研人员收入的基尼系数还是相对社会人口更低的。在2006年，教授们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4-0.25.2001-2013年，基尼系数总体稳定，但仍然显著地高于工业界和政府部门。

一个造成生物医学领域不平等加剧的因素可能是过去1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增长了一倍。当新的研究部门逐个成立时，管理人员需要招募能够带来基金的研究者。这在不同机构间造成了争抢顶尖研究人员的斗争，少数科学家的薪水也就水涨船高。劳动力经济学家Ginther评论说：科学研究伴随着风险，大学降低风险的有效方法就是挑选那些已经脱颖而出的赢家。

在英国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在二十世纪90年代，研究者中的最高薪水大约是最低薪水的两倍左右。但是根据2013年英国高等教育统计机构的数据显示，这个比值已经将近7倍。学校评估机制起了助推的作用。英国大学的研究考核指标是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每5年资助机构会对学校进行考核，决定它们的资助金额。REF中一个指标是研究者在某个截止日期之前发表文章的质量。即使这个研究者是在截止日期前几个月，甚至前几天入职，他的publication也可以被计算进去。所以在截止日期之前，大学们都积极的招募有很好发表记录的学者来提高REF。一般来讲，评级较低的学校往往会给出更高的薪水来招募人员，提高他们的REF分数。

底层

在收入分布的另外一端，雇主们并没有多少增加工资的意愿。当基金越来越难申请时，实验室总是依赖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来保证产出。这种情况也得益于广大的博士后愿意牺牲自己的收入来争取得到教职的机会。即使有一些博后足够幸运能够拿到一些研究职位，他们也往往发现薪水比较低，这时他们也会继续做博后来让自己更加有竞争力。

另外一种虚伪的文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是研究者应该更关注科学发现，而不是自己得到多少钱。

收入的不平等似乎对于研究的产出没有什么影响，针对英国研究者收入的研究显示，教授工资的差别程度和部门的REF表现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不平等对于很多人的研究生涯可能有负面影响。如果最多的回报永远集中在少数人身上，那么多数的的研究者，即使产出颇多，也很难在职业回报和发展中得到好处。这也会让更多人不愿意从事研究工作，也无助于产生更多的科学发现。

本文摘译自

http://www.nature.com/news/science-s-1-how-income-inequality-is-getting-worse-in-research-1.20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