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中医这门学问的，不仅仅是几千年来积淀的丰富经验，更重要的是，在经验之上，有一套完整的、驾驭经验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医自身独到的科学方法，其典范就是《伤寒论》、《黄帝内经》。其研究人体生命活动和治疗疾病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信息处理、模型的构建，而不是当代科学（包括当代医学）所惯常采用的还原论。

只要是活着的人，不论处在健康、患病的哪一种状态，总是有快乐、疲乏、不适、疼痛等各种感觉，这就是体内发出的信息，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从主客观角度来捕捉、收集患者体内发出的信息。然后，将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分类、归纳、抽象，上升为“证”。证是经过加工提炼之后的信息，可以据此确定疾病是在体表、还是在体内，属于寒性、还是属于热性，人与疾病之间的态势是属虚、还是属实，整体性质属阳、还是属阴，这就形成了后人称作的“八纲辨证”。在辨证清楚之后，医生或用针灸，或投汤药等，向患者体内输入信息。患者经过治疗后，是好是坏，又会通过主观感受和客观体征的改变带来新信息，反馈到医生那里，再根据《伤寒论》的教导“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决定如何进一步治疗。这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教给我们的“辨证论治”。

一， 辨证论治的本质

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辨证论治就是中医处理人体疾病信息所采用的科学方法。辨证有严密的逻辑，论治有严格的规定，排除了主观随意性。这就与光凭经验用药的“经验医学”有了本质的差别。举例来说，《伤寒论》第十三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在这里，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四种症状，就是患者得病后体内发出的四种信息，这一组信息经张仲景分析、归纳后，抽象、上升为后人所说的风寒表虚证，而后用桂枝汤治疗。由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五味药构成的桂枝汤这个信息组，在输入患者体内后，使体内原来发出的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这一组信息迅速消失。于是，这种特定信息的输出与输入，形成了一个范式，清代伤寒名家柯琴称之为“桂枝汤证”，并且将伤寒方所适应的证全部命名为麻黄汤证、小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继而提出以“汤证结合”为纲学习伤寒论的方法。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和十分正确的导向，“汤证结合”或“方证结合”概念的提出，使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的搭配标准化、规范化，达到了信息处理的最佳效果。掌握和贯彻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方法，就可以使中医摆脱经验医学的桎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大幅度提高治病的疗效。为什么中医临床家总是反复强调治病时要“认证无差”？因为对疾病信息的归纳、分析、判断一旦有错，再多、再好的药方也不会有效；为什么经方派医家一再叮嘱用伤寒方必须用原方，“不可随意挪动”？因为几乎每一首伤寒方都有严谨的结构，而且被多次证明：这是对应于某一个证的最佳输入信息组合，如果随意加减，破坏了它的结构，即使认证再准，输入了错误的“信息”，治疗同样会失败。

 在《伤寒论》里，有分析、有综合，有演绎、有归纳，有抽象，有推理，有假设，有比较，组方慎密，计量严谨，中国古代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成果，被张仲景运用发挥到了极至。在这里，没有解剖知识，没有动物模型，没有药理试验，没有实验研究，没有统计分析，只需要掌握好患者与医生之间直接的信息交流，也就是掌握好辨证论治这个中医处理人体信息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就能治好病。辨证论治是中医独创的一种最重要的科学方法，是古今西医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方法，是目前中医、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相互沟通中最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它却是中医临床的核心和灵魂。

不必举古代中医，即使当代很多从学徒出身的民间中医，没有学过解剖，不懂西医的生理、生化、病理知识，同样能看好病，道理何在？因为通过学习《伤寒论》，学会了怎样去了解和处理患者体内疾病信息的方法，也就是懂得了辨证论治。《伤寒论》不仅提出了辨证论治的思想，而且通过书中理、法、方、药的紧密结合，完成了中医临床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

有人认为中医的治疗经验不具备可重复性，不能经统计学处理，因而它是一种经验医学。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是针对西医所说的以病理解剖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形态学的改变为主要认识基础的“病”，中医任何良方可能都经不起统计学处理。如果是针对中医所说的以活体考察为主要研究方法、以信息流通为主要认识基础的“证”，中医无数方药的疗效不仅经得起亿万次的统计学处理，而且精确的辨证论治可以取得90%以上的有效率，例如《伤寒论》中的200余首经方，重复使用了1800余年，至今仍然疗效卓著。请问，有哪一种西药在时间上、数量上比得上中医古方的这种统计和重复呢？由此可见，基于方法论的不同，不能将检验西医的标准，作为衡量中医是否科学的“金标准”。我们像西方学习是完全正确的，但学习不仅仅是背书那么简单，至于如何活学活用发扬中医，就要看吾辈的努力程度了。

二，《黄帝内经》与模型方法

除了《伤寒论》中的信息处理方法之外，《黄帝内经》则通过“立象”，即建立模型的方法来了解生命活动和疾病规律。这种方法论来自于《周易》，是中国古代科学中普遍使用的模式或模型。《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天地阴阳者，不以数分，以象之谓也。”这就明确地表示，《内经》研究事物的规律，不是采取分析的方法，而是“立象”。提到“取类比象”的思维，往往会引来中医黑的高潮，高潮的原因和中医黑的理解能力低于常人有关，其实所谓的取类比象就是一种建立模型说明问题的朴素方法。

比如五行模型，它就是一个研究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可用几何图形表示的模型。五行中的“五”，最初是指人们所熟悉的构成万物的五类基本物质，后来上升为一种方法论即“五分法”，将所有事物分为五类，用之对同一系统内的各种事物不同属性或特征进行归纳和概括，同时又是一种认识论，展示出事物发展的五种有机形态。行，即运行发展，木象征新生状态，火象征上升状态，土象征中转状态，金象征下降状态，水象征衰亡状态，再次出现的木，则象征更高级的新生状态。任何事物总是以这样周而复始、反复不断的形式运动发展、相互制约着，呈波浪式或螺旋形向上前进。这种事物之间不断循环进行的生克关系，能够而且只能用外圆内五角星这样的“星圆模型”来表达。

还值得一提的就是 ，藏象模型。藏即臓（脏）的本字，《灵枢·本藏》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这个学说，以人体的五脏六腑为基础，但并不注重对脏腑形态结构的客观描述，而是强调对脏腑功能的概括分类，以生命活动的各种外在表现作为分类归纳的标准，既包括生理的现象，也包括病理的现象。其实《内经》中不止有五脏之说，尚有“九脏”、“十一脏”等分法，最终选择了五脏之说作为藏象学说的主体，目的是使之统一在五行学说这个更高层面的模型之下，将五脏的属性功能，与木、火、土、金、水的属性功能相类比；将五脏的相互关系，用五行的生克乘侮来表达。不仅如此，五脏学说还根据“取类比象”的法则，将五脏与五色（青、红、黄、白、黑）、五音（宫、商、角、徵、羽），五味（酸、苦、甘、辛、咸）、五志（怒、喜、思、忧、恐）、五季（春、夏、长夏、秋、冬）、五方（东、南、西、北、中）、五运六气、十二月、十二时辰等联系起来，构架成一个以研究人体的病因、病机、生理、病理为中心的巨系统，这个包容万象的开放的系统，使得古代五行学说和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在藏象学说中得到完美的体现，成为了可具体操作、有理论和临床实用价值的一门重要学说。

最后要说的是经络模型十二经络学说是人体的网络模型，确立于《灵枢经脉篇》。人体十二经脉分为手六条、足六条，或者阴脉六条、阳脉六条，互相衔接，循环无端，每一条经脉又派生出无数条络脉，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并通过这个网络系统，将全身由内到外、由上到下、各个脏腑、各个器官联系起来，使得人体成为一个整体。在《内经》时代，这种经络模型，研究的目标还只是人体本身，提供使用的主要对象还只是针灸术，但十二经络学说中的太阳、少阳、阳明三阳经，太阴、少阴、厥阴三阴经之分，这个“三分法”模型在《伤寒论》中演绎为“六经辨证”模型，对辨证论治学说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到明清时代则进一步演绎为“六经气化”模型，成为当时医家治疗外感、内伤病的重要理论。经络模型中的“三分法”，为中医认识人体这门“复杂科学”，提供了一种比阴阳“二分法”更为细致的辩证思维。

三 完整的医学模式

中医是在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擅长于运用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体和疾病，宏观的、动态的、归纳的、联系的方法，使得中医在对疾病的总体把握与治疗方面，具有许多独到的优势。而中医药在微观认识、量化指标、与现代高科技的结合等方面则远不及西医。

西医与中医，在方法论方面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不能因为中医没有使用如同西医那样的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而否定其科学性。相反，中医在人文科学方面所具有的方法论优势，对于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能提供极其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将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科学方法相结合，才能完成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这种较为完整的医学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