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一书的第九章《逻辑演算和算术演算为什么可应用于实在》中，举了一个例子：把两只兔子放到一个篮子中，再把两个兔子也放进篮子中，请问篮子中有几只兔子？如果按照我们常用的数学演算，显然2+2=4，4只，答案一目了然。但是，数学演算是高度抽象的，其成立有严格的前提条件，要想上述例子成立必须保证：四只兔子的性别一样；还要保证打开篮子的时间过程可以忽略。如果我们不能满足这些条件，不同性别的兔子会生出不同数量的兔子，也可能时间过长他们全都饿死了。因此2+2不见得总是等于4。

岳东晓老师写文章盛赞物理学的简洁，举了一个牛顿 F=ma的例子，但我想岳老师一定清楚，牛二定律只在宏观低速的条件下成立。而这儿的“宏观低速”指的是物体大于基本粒子，速度低于光速。不过牛顿定律是伟大的，因为它成立的前提条件和我们能直接感知的世界非常近似，可以用来直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就意味着，牛顿第二定律虽然只是一个定理，但它本身构成了一个经典物理学世界，它既是一个机制，又是一个系统。经典力学的这一性质给了一种强系统思想以很大的市场，即认为某一类自然或社会现象(比如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物现象、社会现象、等等)所呈现的各种规律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总体性规律。这总体性规律一旦被揭示，原来已知的各种规律就会成为这种总体性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或组成部分。

谈到这里我想说的道理只有一个：科学的简洁和直观是人工品，是要讲条件和前提的，那些简洁的定理是在各种控制中诞生的，如同前文中的例子想要保证4只兔子，必须在时间和兔子的性别上做文章，否则2+2不见得能等于4。哲学或社会科学并不是不追求这种简洁，而是因为哲学家研究的系统和对象过于复杂，无法搬到实验室里，更无法控制。如果片面的追求简洁，则会违背事实，完全失去意义和价值。在物理学中归纳和演绎有自然统一的意义，在社会科学中，归纳和演绎则可与经验完全背离。

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几年前学经济学，请教一位师兄关于价格规律的问题。他给我列了几个并不复杂的公式，讲解之后开始吐槽，说这东西应付考试即可，没什么价值，基本是忽悠，我忙问他缘由。他说，因为如果要想让价格完全由供需关系决定的话，许多其它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例如，人必须是完全理性的，信息必须是充分流畅的，交易必须是没有成本的、等等。而这些条件中的每一条在现实世界中都很难得到完全满足。我听后无语。

在今天经常听到有学者讨伐西方经济学，什么非科学、不切实际、忽悠等等。我觉得经济学会引来争议就是过于推崇岳老师所说的数字化和简洁上，简洁到很多问题已经不切实际了。在今天的哲学等文科领域，类似的问题并不鲜见。

自然科学中任何学科系统论、还原论都无法完美的在某个领域描绘出真实社会的一角，因为社会就不是一个系统，历史发展也就不会遵从任何统一的规律。西方也有社会科学家用实验方法做研究。例如，在研究种族和性别歧视程度时，美国学者的一个常用实验手法是：随机向同类公司发出许多工作申请信。每一封信的写法与申请人的履历都编得几乎相同，有差别的仅仅是名字，而通过名字可以看出申请人的族群和性别。实验背后的逻辑直截了当 ：不同族群和性别的工作申请成功率差别越显著，族群和性别歧视就越严重。 问题是，这种方法虽然能较好地控制信件内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公司的性质和招聘工作的性质，但是却不能控制各个公司内部存在的许多难以一一识别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能够通过实验来解答的问题不仅少之又少，而且能通过控制实验来解答的问题往往只是随处可见和用其它方法也能回答的简单问题或常识性问题。若涉及到人性、人心、人类行为的哲学探求那就更复杂，甚至连实验都难以设计，更不要谈控制了。

所以有些哲学，比如康德哲学不是说他们不想简洁，而是没法简洁，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搬到实验室里，不是什么变化都能被随心所欲的控制，实在是因为他们面对的话题就是复杂的。那些过于简洁的哲学要吗什么都没说，沦为鸡汤、常识，要吗不切实际，成了忽悠，现实就是如此。

附文：岳东晓：经典哲学都是兜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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