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海外生活紧张劳累，从事业上讲值得，但从个人感情上讲是很大的缺失。两年是个不短的日子。那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不允许中途回国，也不可能让家人去。越洋电话打不起，航空信单程也要一周。思乡之情难以言表。刚去的时候特别想家，中间好一些，接近归期又想的厉害。

 

有限的生活费只能过精打细算的日子。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瞎凑合。自己从未去过restaurant，就是汉堡包、肯德基也极少光顾。还得考虑如何省出点钱来回国时买那几 “大件”。自己苦点无所谓，使人难堪的是人家（洋人和加籍华人）总请我们，可我们无力回请。偶尔打肿脸充胖子请一次，一个月的伙食费没了。开始人家请我们，还有一些带去的小礼品应付。礼品没了也不能空手，这又是负担。有些活动，大家随份子，十块二十快的也得考虑再三。这种抠唆日子令人尴尬，也感到委屈。工作劳累之余，还得同自己的“自尊”做斗争。没有抱怨的意思，谁叫咱们国家穷来着？那时候能安排这么多人出国已经不容易了。

 

午饭在研究所里吃，带两个自己做的三明治和一两个水果。为了增加交流的机会一般都和同事们在cafeteria一齐用餐。因为有补贴，cafeteria的东西很便宜，一碗汤加一份沙拉，才一块多加元。我们这个圈子自称为“plankton people”，包括Longhurst和Conover等人。工作、生活什么都聊，是获得信息和认识人的好机会。他们也很省，午饭大都自带。Longhurst经常带一些开始烂的水果，说是整箱买的来不及吃。语言方面倒没有太大困难。

 

BIO的工作环境很宽松，弹性工作时间。上午和下午各一次coffee break，常在一齐的人组成coffee pool，大家凑钱买咖啡、茶、糖、奶之类，一齐在休息室享用，省钱又方便。一次break 至少半小时，加上午餐1小时，一天要扣去2小时。我很愿意陪他们聊，但时间搭不起，只好提前告退。天好时大家就在海边吃午饭，也蛮暇逸。中午经常有学术报告，很随便，有的坐、有的躺，一边吃一边听。报告不一定是成熟的东西，阶段性的成果或者一些想法都可以，为的是听取意见。我也报告过一次。

 

除了经济拮据感到不舒服之外，生活倒也丰富多彩。周末和节假日总有人请我们参加Party和一些活动。冬天滑雪，夏天游泳。达特茅斯有“千湖之城”的美称。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泊之间有溪水相连，湖水清澈见底。这里的海水特凉，不适合游泳。我们都是在湖里游。BIO的几个同事大都住在湖边，经常在湖边barbecue，游泳，和划canoe。遇到 long weekend 跑的远一些。Harding自己有个农场，常邀请我去那里玩。周五下午出发，周日下午回来。他的农场既不种庄稼也不养牛羊，只当作一个乡间别墅。加拿大地广人稀，在乡间驱车好久碰不到人，偶尔遇见了都彼此打招呼。森林、草地、湖泊，看不到裸露的土地。加拿大的国旗是枫叶，到了秋天，不用专门去找，到处是一片片红、黄、绿相间的画面。春天，大概是4月，去乡下参加过一次枫糖节。枫树树干流出来的树汁可以熬糖浆，叫是枫树糖浆，有一种特殊的风味。枫糖节是印第安人的传统，可惜没看到几个印第安人。

 

在哈里法克斯地区来自大陆的访问学者有十几个人，算一个小组，组长是王颖，负责与使馆联系。大家都很忙，不常见面。只是在拿生活费的时候才碰头。曾呈奎所长与夫人在我到后不久也来到哈里法克斯，同来的还有周百诚先生，常去看他们。哈里法克斯的华人社会不大，学术界的大都亲大陆，对大陆来的学者很热情。我认识的学者大部分来自台湾，相处没有任何隔阂。有几位与我岁数差不多，都是1949年后跟随父母到台湾，在台湾读书长大，来美、加留学后定居的。有一位是青岛籍，听说我从青岛来，特意从老远来看我。我还帮他同国内的弟、妹建立了联系。

 

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指洋人）对中国人是友好的，但也有极个别的表现的很无知甚至傲慢。两年中只遇到一次。在参加一位同事家中的party时，去的人很多，除BIO的人还有他们的亲友和邻居。我是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话题不知怎么转到烟草的来历。大家都知道最早吸食烟草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后来传入欧洲。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纳闷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用竹筒吸水烟是否也是从外面学的。一位在场的老头带有讽刺意味地说：“中国人发明了鸦片”，还做了一个吸鸦片的姿势。我反驳说：“你知道1840年中国和英国有过一场叫做opium war的战争吗?你知道战争是怎么引起的吗？”。他楞住了，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在场的有人知道鸦片战争，赶快把话题岔开。

 

83年3月两年到期，Conover 希望我延长一段时间参加他们北极的一个项目。我一天也不愿多呆了。目标基本实现，再延长也没多大意思。女儿当年高考，我必须帮她参谋报考志愿的事。国内正在筹备南极考察，研究南极磷虾是我的梦想，不能失掉这一机会。回国后《科学报》记者王美功先生为我写了一篇专访“我的事业在中国”。抬举我了，切合实际的说法应当是“我的家在中国”。加拿大虽好不是我的家。现在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出去了只要能呆住就不想回来。我们那批人压根没这种想法。海洋所80年代陆续出去（半年以上者）近百人，没有一个不回来的。现在不同了，我有一个比较得意的学生毕业后留所工作，我联系把他送到美国搞一年合作研究。延期多次，最后不回来了。来信对我讲“王老师你的观念应当转变一下，现在都全球化了，国家的观念应当淡薄一些”。承认落伍，这个弯转不过来。

 

在加拿大的这两年收获不在那几篇论文，而在于了解到人家在干什么，我们的差距在那里。可以说思想上与国际接轨了，与国外同行也有了联系。回国后相继参加了多项国际计划，如BIOMASS（南极生态系统与生物资源研究），JGOFS（全球海洋通量研究），LOICZ（陆海相互作用研究），GLOBEC（全球海洋生态系统研究）等，没有这段经历很难真正参与进去。

 

文革后大批派遣访问学者的举措，是继恢复高考后的又一战略决策。虽然现在出国访问和留学已属平常，但在当时称得上是果敢和英明。不要忘记十年动乱后百废待兴，国家没有多少外汇，也不是所有人都像邓小平那样远见卓识。我不知道开始阶段派出了多少人，估计在千人以上。这些人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他们回来都成为本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以我们海洋研究所为例，上面提到的那十几个人，有4人后来担任了所长和副所长，5人任研究室主任，1人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有3人当选为院士。事实说明，这一举措对文革后科学教育事业的复兴有很大的推动，在中国的科学史应当注有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