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已经圆满结束了，接下来的焦点问题便是：我国复杂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面前，将如何进一步继续改革开放？以什么为突破口来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呢？
　　事实上，国内已经探索出了可能走一条“先经济民主化，再全面民主化”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近期关于经济民主化的讨论越来越多，而且不只是学者之见。
　　日前，国家审计署发布了新的审计报告，报告显示，通过对200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发现117起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线索，并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查处。为何同类性质的问题屡禁不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徐显明把矛头指向了经济民主问题。徐显明称，民主制度是由政治民主制度与经济民主制度两部分构成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仅应当关注政治领域的民主，还应该关注经济领域的民主。在他看来，经济民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收入到底应该在社会财富总额中占多大比例，国家应该“取”多少、由谁来决定。这一问题关系到税制、税种、税率、税的增减免，全国人大应该把握相关的决定权。二是财政收入的使用问题。政府收上来的钱，怎样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公平合理科学地发挥效用，是一个财政民主的问题。
　　经济民主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核心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来确定问题，然后才是在法律、体制、公共舆论监督、决策机制等多个方面来解决问题。目前，中国经济中的“非民主化”现象俯拾皆是。比如说国有经济在众多领域的垄断，就是一种典型的经济非民主化。部分超级垄断国企，不仅垄断市场，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垄断”政策——它们能够影响甚至干预国家政策的制订。在国内的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国家发改委、国资委等政策部门，就与超级垄断国企之间，有这种“协调”过程。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国有经济垄断程度越高的领域，市场经济的特点越难以实现。比如石油、电力、电信、铁路、金融等领域，无不如此。
　　那么，经济民主化的推动从何处入手呢？这个“抓手”既要有现实性和操作性，又要有影响力和触动力。从目前形势看，财政民主——财政领域的民主化改革，是一个不错的“抓手”。
　　举个例子，汶川地震，为什么学校楼房容易倒塌，而就在邻近的政府大楼却能不倒、甚至丝毫不受损？为什么到今天职业救援队伍和救援装备还被忽视？说到底，这些都涉及国家财政是否民主的问题，涉及到老百姓和企业交的税、国有财产收入怎么花的问题。这么多年，许多人说，民主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抽象诉求，与老百姓的生活无关。从这次地震中我们看到，民主不仅不抽象，而且还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命，涉及到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建设投资怎么花、往什么地方花的问题；到最后，具体到地震发生时在学校上学的老百姓孩子是最安全、还是会最不安全的问题。人们会说，“中国还不富裕，没有钱去强化学校楼房的安全，没有钱去培养专业救援队伍”。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对政府预算没有实质监督的问题。2007年，国家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即使不包括预算外的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收入，政府一年可以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家有这么多收入并且收入增长这么快，为什么宁愿在政府办公楼和形象工程上花钱，而不是花在学校、职业救援队伍上呢？
　　足以可见，财政改革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但又与制度改革紧密相关，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都与之相关，最终还可能导致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同时，从财政改革入手又不会超越现实条件的约束，使得改革变成激进的政治呼吁，最后落得坐而论道、不得不夭折的下场。
　　在笔者看来，经济民主化的内涵远比财政民主问题更为丰富，包含的东西更多。经济民主化要求改变目前经济领域内一切不民主、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东西，如国有经济垄断、大量存在的市场准入限制，还包括与经济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公共舆论监督机制、决策机制、影响评估等多个方面。唯其如此，经济民主化在中国将是一个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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