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中国教育之问是钱老留给中华民族教育发展事业的宝贵创新财富。新中国辉煌的六十年教育发展历程是中国教育腾飞阶段的基本写照。中国教育飞出“教育大气层”的“星际航行”时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杰出人才的培养问题就是目前中国教育的“教育大气层”。“钱学森之问”可以开启中国教育“星际航行”的新时代。

中国教育的现状是教育腾飞阶段的必然科学现象。教育成就不胜枚举、教育问题层出不穷、民众期望节节攀升、政府重视掷地有声等等这些教育系统发展变量都是中国教育“星际航行”时代的有利促进因素。一味地抱住“骄傲、自豪、赞扬、彷徨、指责和批评”等因素混沌不休下去只能延误教育发展的历史机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事求是和创新发展应该是中国教育将来成功穿越“教育大气层”的必要前提条件。

解决“钱学森之问”的逻辑坐标是“战略方案”、“战术方案”、“实施方案”

与“成效方案”。前两个坐标近期可以完成（至多3年）、第三个坐标需要1年、最后一个坐标需要“5（小学）+5（中学）+4（学士）+5（博士）+5（教授）= 24”年。亦即，解决“钱学森之问”和完成钱学森人才产生周期的时间大约需要28年。彻底解决“钱学森之问”的28年人才周期的时光结果是培养出一批杰出人才，而不是几个杰出人才！现有的各级教育层面上的人才原料也可以在解决“钱学森之问”的“战略方案”与“战术方案”的教育阳光之下发生成才机理的有效变异，进而个别的杰出人才或准杰出人才可以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提前出现。

解决“钱学森之问”需要首先认识清楚问题的特征与本质。

认识一：解决“钱学森之问”的现有工作基础应该是新中国六十年教育历程所取得的现有辉煌。离开了中国特色和中国教育今天的整体成就，“钱学森之问”的解决就无从谈起。

认识二：：“钱学森之问”的解决方式应该采取“现有套路升华，延伸创新套路”的模式，而并非“先否定一套，再建立一套”的休克疗法。借力打力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力学之道。整体中看局部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几何之道。

认识三：“钱学森之问”是教育发展的最高目标问题与中国教育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自然产物。不同国家的杰出人才培养问题虽然都是教育发展的共同极限问题，但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必然会呈现出解决这同一最高教育问题——“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不同必然途径。杰出人才培养的问题与两弹一星的研制问题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前者是教育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织问题，后者却是纯粹的科学问题。因而前者的问题需要科学方法与社会特色相结合，而后者的问题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科学模式。这也符合微积分的极限论观点：两弹一星的研制问题是一维的发展极限，而杰出人才的培养问题却是高维的发展极限，因而取极限的途径也就不唯一了。“钱学森之问”的解决途径有别于发达国家培养杰出人才的一般途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借鉴发达国家的部分成熟经验、自我教育创新和结合中国教育特色的三位一体模式才应该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必由之路。

认识四：教育的整体联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般的教育问题所对应的高等数学模型应该是一个具有微积分视野结构的系统工程。一般的教育问题所对应的初等数学模型却可以认为是一个教育平面三角形。教育三角形的底边是大众教育，三角形的两个侧边是人才教育，三角形的内部区域是素质教育，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是特殊教育。当教育三角形变成等腰三角形时，教育的金字塔三角形就形成了，而此时的两腰交点就是创新教育了。杰出人才的培养问题就是创新教育的实现问题，也就是教育三角形是否能够成为金字塔等腰三角形的问题。破解“钱学森之问”就等于要把中国的教育三角形变成等腰教育三角形的问题。“钱学森之问”的解答是与大众教育、一般人才教育和素质教育都有重要关系的迫切教育问题，并不像有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钱学森式的人才与我们现行的时代教育发展无大关联”。不解决“钱学森之问”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我们的教育三角形不是等腰教育三角形，进而使得各个教育环节与部件都不能达到应有的教育最优性。

换言之，我们眼前的各种层面上的教育质量与效果其实都与“钱学森之问”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教育等腰三角形的形成不仅意味着杰出人才可以培养出来了，而且也意味着其它各类教育人才和质量将达到相应的最优状态，因而中国教育的整体水平和实力才会有本质的提高与攀升。由此可见，“钱学森之问”是与我们目前的所有教育工作都重要相关的实际大问题。

在有了上述四个基本认识之后，解决“钱学森之问”还需要有“整体的教育工作观”、“准确的教育规律掌控”、“合理的教育生态空间建设”、“科学的教育发展模式运用”、“负责的教育实践工程”等重要环节的有效落实。

“整体的教育工作观”是“教育三弄”——诊视教育、设计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第一弄的根本。发展教育必须依据“先整体考量，后局部作为”的基本工作原则。否则，任何局部与瞬时的教育措施都可能会变成整体教育有效成型的阻碍因素。在大海中顺利航船的前提条件是要知道航行的整体目标方向。例如，简单地认为办好大学就是要抓住“好生源”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教育整体观丢失的例子。事实上，若以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的结果为例来思考“好生源”的问题，那就会发现新当选的院士很多未必是当时高考中的“好生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办好高等教育的主要工作重点应是大学阶段的先进教育模式设计与实施问题，而并非是主要吸引高中的“好产品”那样简单。

“准确的教育规律掌控”是“教育三弄”中设计教育的根本。教育规律是成才先导性和成才回归性的科学交融产物。教育规律形成的轨迹是由教育先导性和教育回归性交替而成的。在微积分视野下看教育发展曲线的变化规律会对准确掌控教育规律起到极其关键的科学保障作用。

“合理的教育生态空间建设”、“科学的教育发展模式运用”以及“负责的教育实践工程”是教育第三弄实践教育的主体成分。

教育生态问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学问题。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多数教育工作者心中的“教育自我观问题”。亦即，任何一个教育工作者在思考教育、理解教育、评论教育、建言教育乃至决策教育时的自我职业观的惯性现象问题：过于看重自我行业的教育观经验。在合理的教育生态环境中，所有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观曲线可以产生一个共同的交点。行业不同的教育工作者如何能够实现彼此教育观相容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大家都以钱学森先生的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为教育观和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与准绳，进而可以找到科学的教育共识以及产生教育发展的正确牵引方向，最终推动 “钱学森之问”的彻底解答。教育发展的思维观有了科学标准之后，教育生态空间建设中的其它工作就会顺理成章了。

科学的教育发展模式在教育成效中的威力是巨大的，犹如电脑装上了高级别的软件一样。很多高考时未必是“好生源”的人却可以成为院士的现象其实用先进的教育规律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在成才教育中，正常的人才原料通过科学的教育发展模式是都可以在自身潜能范围之内达到成才最优效果的。不符合这一现象的教育发展模式，一般而言就是不够科学的教育模式。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乃至“钱学森之问”都与是否运用了科学的教育发展模式息息相关。科学的教育

发展模式当然是可以设计出来的。

负责的教育实践工程是解决“钱学森之问”的最后一步关键环节。在前面的诊视教育和设计教育都完全符合标准之后，如果教育工程实施质量不合格，那么“钱学森之问”也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已经解决的层面上，距离杰出人才的培养还有现实距离。负责的教育实践工程需要相关的教育工作者除了拥有正常的基本工作能力与责任感之外，提高系统科学方面的基本素质以及强化行政管理的微积分视野都是至关重要的。

发达国家培养杰出人才的途径是从小学教育自然化、中学教育鲜活化、大学教育创新化、人才成长生态化、评价机制科学化等因素开始的。基于前面认识一和认识三的观点，我们只能借鉴适合于中国特色的发达国家的部分成功教育经验。例如，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值得科学衡量的关键教改问题。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主要就是教授治校模式。我们目前的高等教育模式只限于“教授治学”。教授治校的模式显然还不宜于我国目前的教育大环境，但我们现行的“教授治学”趋势又在某种程度上过于缺乏教育力。所以，在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之间，选择一个模糊数学意义下的平均模式似乎是一个科学的高教改革探索方案。个别大学的具有决策人事和财务事宜功能的校级教授委员会制度可以认为是这方面的一个初步探索。很多高校现行的教授委员会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改革方面的有益尝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目前的教授委员会制度基本还处于外观形成阶段，本质性的教育科学功效还需要花费大力气来探索与打造。

大学校长制度的教育科学化问题也是需要真正改革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与解决“钱学森之问”有本质联系的。在党委领导的前提下，大学校长制度的科学化改革空间其实是很大的，所以应该有效加以利用。众所周知，取得新中国教育六十年整体成就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高等学校坚持了党委领导下的正确办学制度。另一方面，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负面问题主要还是由于一些校长个人的素质与责任感欠缺所致，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大学校长把大学当成了自己的大学，自己想如何办学就如何办学的荒唐现象。大学校长的确需要办学权力，但必须是在科学办学轨道上的驾驶权力。如果一个大学校长制度能够使得大学校长按照科学办学时其权力就能有效呈现，而一旦按照自己随心所欲办学时其权力就无能为力的话，这就是一个科学的大学校长制度了。所以，在党委领导的前提下，大学校长制度若能完成教育科学化的改革，那么就会为解决“钱学森之问”打下一个重要的成功基础。完善的教授委员会制度与科学的大学校长制度的有机结合也许是现代大学制度正确发展的主要前进动力。

有效利用现有高等教育资源的“教育兵力布阵”问题也是解决“钱学森之问”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问题。国家教育部门的教育敬业精神、教育重视程度和教育实施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一幅有效的“教育兵力运用图”的形成会对杰出人才的培养问题起到精兵良将的基本作用。好的教育政策在向下贯彻落实时经常会出现“落实误差”的教育管理现象。减少“落实误差”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先绘制出高等教育整体层面上的“教育兵力运用图”而直接落到实处。“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教育资源无力状况应该通过这幅有效的教育兵力

图而使得“教育多大将，多人可先锋”的优质教育资源局面尽快形成。按照教育的最大可能成才原则、无标签原则和公平原则，培养出杰出人才是与先贴人才标签和缩小人才候选范围的做法相矛盾的。培养杰出人才需要先有整体的先进教育模式，然后所有高等学校全局应用。如果事先只认定几所大学可以培养出杰出人才，进而让这些大学自己试验培养人才的方式的话，那就会变成心意虽好但效果定差的教育无为了。整体地解决教育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解决“钱学森之问”也需要考虑教育家培养和先进师范大学建设这样的问题。教育家的内涵首先需要定义。教育家与杰出人才的教育科学联系是伯乐与千里马的一种现代教育升华关系。没有先进的师范大学为教育发展来研究制定成熟的科学教育模式，教育的问题就会总是澄不清和理不顺，更不可能深层次地理解教育家与杰出人才的形成机理。先进师范大学的建设问题应该是目前师范教育的最迫切工作。先进师范大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所有的教师在专业研究与教育研究中两手同时过硬。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很好的师范大学，但目前中国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而使得很多教育问题没有现成答案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目前我们还没有一所先进的师范大学。

解决“钱学森之问”的点滴谈道虽然于此，但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希望就在眼前。<<“钱学森之问”驱动下的核心教育问题研究>>这样的综合重大教育研究攻关项目应该是教育部社科司与科技司紧急联合启动与支持的教育特别研究项目。一篇文章可能只会给“钱学森之问”的解决带来点点星光，而一个切中要害且脚踏实地的教育攻关研究项目却很可能成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一把钥匙。

“钱学森之问”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钱学森之问”的解决更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