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来说，德班会议的一个亮点便是，它再次表明女性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领导作用。”前爱尔兰总统Mary Robinson表示。

有人发现，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的Christiana Figueres是一位女性。继坎昆气候变化大会主席、墨西哥外长Patricia Espinosa Cantellano之后，出任德班气候变化大会主席这一要职的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长Maite Nkoana-Mashabane，仍然是女性。

活跃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女性的角色，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薄弱的角色

“女性在气候变化大会中发挥的作用，并不代表女性已经位于谈判的核心。”北京外国语大学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英桃教授表示。

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李英桃认为，德班气候变化大会中的参会女性有所增加确实是一大亮点，也是女性在气候谈判中领导力增强的一个表现。但总体而言，整个过程中仍然由男性主导和决策，而不是女性。

李英桃说，在德班气候大会这样的高级别会议上，各国代表团所代表的是各国政府的利益和观点，而不是个人意见和妇女组织的观点。所以，相关人员性别因素的影响并不是至关重要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家Christian Nellemann博士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强调，女性有着不同的分析角度，有可能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而事实上，女性确实能够担任核心决策的职务。

据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秘书长报告，2006年国际议会联盟的数据也充分证明了上述现象，女性在18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担任858个部长级职位，其中83位女性担任与家庭、儿童、青年、残疾人和老年人事务相关的职位：69位女性担任与社会事务相关的部长级职位：63位女性担任与女性事务相关的部长职位：63位女性担任与教育相关的部长职位：60位女性担任与环境和能源相关的部长职位。

中国妇女研究所研究员刘伯红告诉《科学新闻》，各国妇女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领域，大部分是所谓“适合妇女工作”的领域，一般负责教育、卫生、社会福利或环境等部门的工作，实际上可以视为女性家庭角色的社会延伸，也是传统角色定型在工作领域的再现。

她同时指出,“对政治决策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更大影响的往往来自更重要的拥有实权的决策部门的领导，如国防、外交、宏观政治经济部门等，女性在其中的代表性极为不足。”

不过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间，女性在气候变化的谈判和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在逐渐增加。

“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越来越强烈。女性担任环境部门领导的重要性有所提升。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出现的女性几乎都是在这个领域从事技术工作的。”刘伯红表示。

挪威卑尔根大学的副教授Asuncion Clair认为，女性面对风险往往会选择更谨慎的方式，因为她们更多地会考虑到孩子和家庭的未来，所以她们不喜欢赌博。而在气候谈判中增加女性的参与可能让流程更为有效，并且会带来更多具有可行性和合法性的政策。女性参与气候变化政策领域也是推动社会平等的催化剂。

“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在气候变化谈判和决策过程中发出声音，需要女性站在气候变化政治和科学的前线。”Asuncion Clair曾经撰文呼吁。

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

1991年发生在孟加拉的飓风造成当地14万人死亡，其中女性和男性的死亡人数比例高达14:1。

据联合国统计，女性和儿童在自然灾害中的死亡率比男性高出14倍。因为女性和儿童更容易被困在家中，或者是她们缺乏游泳或爬树的技能，或者是因为她们的着装使她们难以进行剧烈运动。

李英桃告诉《科学新闻》，孟加拉飓风中之所以女性死亡率高于男性，其主要原因在于预警信息在公共领域由男子传给男子，但很少传递给家庭的其他成员；在当地，女性没有男性亲属的陪同不能离开家，此外多数孟加拉女性不会游泳。

2011年12月6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发表题为《女性处于气候变化前线：性别危险与希望》的报告还指出，气候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女性的生计和健康构成了不成比例的威胁。与此同时，她们中许多人遭到贩卖，处境极为脆弱。

“女性往往不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或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这种社会结构上的劣势意味着，她们比男性更容易受到相同的气候或灾害事件的影响。”社会发展学家Robin Mearns这样强调。他是世界银行2011年11月份发布的《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你应该了解的三件事》报告的主要作者。

相比男性，称女性是气候变化中的最大受害者一点不为过。李英桃曾总结认为，女性产生的排放更少，但受害却更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受害最深。同时，女性的主体地位通常被忽视。

重要的一环

1991年孟加拉飓风灾害过后，当地政府加大力度促进女性参与抗灾准备工作，包括在飓风防护棚里划定女性专用区域，让女性更多地作为社区人员参与到发动工作中去。2007年飓风再次席卷孟加拉时，死亡人数中男女比率下降到了5：1。

“现在女性成为孟加拉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女性提前就把飓风来袭的消息传递出去，通过向社区其他女性传递早期预警信息，鼓励她们使用飓风防护棚。这不仅对于降低死亡人数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改善了对飓风灾害的整个防御准备工作。”世界银行主管可持续发展的副行长Rachel Kyte这样评价。

《2007/2008人类发展报告》提出要赋予女性更多的权利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以印度为例，在安得拉邦、拉贾斯坦邦等干旱频繁的地区，贫困女性建立自助小组，团结起来，增强她们的谈判能力，从而改善了她们的社会和经济机会。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围绕生计改善而形成的制度平台也可以用来建立加强气候变化抵御能力。

在专家们看来，不能仅仅把女性看作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她们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强有力的推动者或领导者。

Christian Nellemann指出，全世界的女性在食品生产和家庭工作中都扮演中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女性在农业领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在气候变化领域重视性别公平、提升女性地位的呼吁并不止一次被提出。200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就曾经提出，如果各种政策、项目和条约中能够考虑到女性的需求、权利和潜力，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就更可能获得胜利。

而在女性主义看来，增加女性参与气候谈判的数量十分重要，女性代表在谈判中运用女性特质中的亲合力、穿透力和威胁性少是很重要的。

“但事实上，这些内容更多地提出在各个女性草根组织的边会上，而不是政府文件中。这种努力，一直到哥本哈根会议之前都没有成效。性别平等在2010年的坎昆会议才被写入决议，这一点只在德班会议的部分文件中保留着。”李英桃表示。

在刘伯红看来，如果想要赋权于女性并使之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要整体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从根本上完善国家体制与政策；二是要提高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让妇女们既有信心，又有办法。

“这需要国家、社会以及女性个人共同努力，缺一不可。”刘伯红说。■

（本刊记者 闫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