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涉及不确定性，合作的参与者们就会预期未来可能的收益和损失。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的最重要职能在于降低不确定性。制度是人类的发明，为什么人类要发明制度？因为有不确定性，而人类要尽量降低预期的不确定性。为什么人类要降低预期不确定性？因为哺乳动物的脑内有一套“杏仁核系统”，只要面对不确定性，这一系统就会产生恐惧感，而恐惧感可以让哺乳动物无心做任何其他事情。人脑在哺乳动物演化阶段，大约始于一亿年前，开始形成一种专业化于“损益”之权衡的脑结构，称为“纹状体”，旧的和新的，是人脑的“外缘系统”的一部分。爬行动物也有恐惧感，但哺乳动物的恐惧感来源更复杂也更高级，尤其是与社会性有关的来源。例如，根据Tania Singer 2006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一个人被他最依赖和认同的群体驱逐出去时，痛苦的程度完全与火刑这样的物理痛苦一样。这样，我们可以理解在中世纪为何“逐出教门”是远比刑罚更严厉的惩罚。恐惧感，由于太接近本能，足以使我们的任何其他行为中止，称为“冻结”。预期的不确定性如果足够强烈，可诱发恐惧感。所以，制度是必要的，不论是动物种群在无意中创造的制度，还是有意设计的制度。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将“程序正义”定义为：能够降低预期的行为不确定性并且符合正义原则的制度。所以，程序正义的核心，就是它的程序。在演化过程中，只有眼前看到的结果，眼前的结果不公平，激活对结果不公平敏感的脑区；而预期结果的不公平，更可能激活对程序不公平敏感的脑区，不妨说是“更抽象的脑区”。对程序正义敏感，要求我们有足够敏锐的自我意识，还要求我们有足够敏锐的社会认知；而对结果正义敏感，要求我们有足够敏锐的同情心，并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变动保持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