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者，经济现象的研究者的最大优势在于，经济人的不可观察的动机，被货币转化为可观察的行为从而能被客观地测度。因此，由于行为的可货币化，经济学比其他社会学科更可能成为科学。决定世界历史的两种最根本并且最持久的力量，其一是宗教，其二是经济的，这样经济学就被马歇尔定为研究货币化行为的社会科学。大约30年之后，经济学被罗宾斯进一步界定为研究有限的手段如何在无限的目的之间最优配置的科学。又过了大约三十年，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框架的确立，效率一词在经济学中获得了严格的理论含义，并因此而使经济学成为研究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科学。在那之后的三十年内，博弈论重写了经济学，使经济学成为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此处理性一词特指韦伯所谓工具理性，它与价值理论无涉。科学必须解释自然现象，经济科学必须解释经济现象。因此，经济学家始终必须回答并因此而感到困惑的一个哲学问题是，理论与现象之间究竟具有何种关系？为解释经济现象，奈特指出，我们可以援引三类理由：①因果性的理由，如同物理学家那样，给出决定了经济行为的因果关系，例如，什么是“最优选择”，并如同物理学家那样收集统计数据，务求证实这些因果关系；②历史性的理由，如同人类学家那样，在特定情境的生活传统内寻找经济行为的合理解释，例如，行为的制度解释；③价值的理由，如同宗教学家那样，列出一切具有重要意义的价值，考察这些价值在行为动机的结构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奈特的分析表明，我们可以在“过去”（历史的）、“现在”（理性选择）、“未来”（价值追求）这三种不同视角下考察和解释经济行为。又如奈特所说，当代经济学最弱的部分，是关于“未来”的部分。新古典经济学最强的，是关于理性选择的部分。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最强的，是关于历史和制度的部分。

人类能够具有的值得追求的价值，奈特指出，无非“真”“善”“美”三种。因此，关于“未来”的经济学解释，不可避免地涉及经济行为的伦理学探究。此处，我要提醒读者注意马歇尔关于“可货币化的行为”的论证。真、善、美，这些最值得人类追求并事实上吸引着绝大多数人去追求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货币化。也因此，经济学关于“未来”的部分，丧失了它对于其他社会科学而言的极大优势。问题始终是：如果放弃关于“未来”的部分，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解释是否仍令人信服呢？

布坎南和范伯格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种解答：新古典经济学充其量只解释“反应性选择”，而人类行为的本质在于“创造性选择”。所谓“创造”，就是从目前的选择中产生只有在未来才可能被感知的价值，并由于预见到那些值得追求的未知价值，才有了目前的理性选择。这样，创造性选择的逻辑前提是对未来价值的不知晓——或“有知的无知”。很明显，这一逻辑前提不能被新古典经济学容纳。

在宪法层次上的集体选择通常带有如上所述的这种不确定性，故而，布坎南和范伯格注意到了沙克尔关于“选择”的极端主观主义论证的立宪经济学意义。

即便我们把经济解释局限于新古典分析框架内，我们仍必须回答理论与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弗里德曼强调指出，经济学家应关注理论是否好用而不应关注理论假设是否与现实相符。理论的好用与否，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内，有相当明确的界说。例如，杜威反复论述过，并被罗蒂反复引用过，理论假设的唯一功能在于让我们对现实更加敏感。我认为，这一极富洞察力的看法对解决理论与现象之间关系问题最为重要。我们周围已经充斥着足够多的专门研究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的理论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的各种假设，尽管形式优美，却让我们变得对现实越来越不敏感。

又如弗里德曼所论，理论假设或理论体系本身，无非是一套“同义反复”的文件分类系统。任何逻辑自洽的体系都是同义反复的。理论的原意是“关于神的观念”，神，就其定义而言是完美的和自洽的，因而是同义反复的。在现实世界中，同义反复的理论体系的意义，于是只在体系之外。例如，它让我们对现实变得更敏感。

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数据”（data），不论这数据是统计的还是单纯主观感受的。“命题”，对经济学家而言，史密斯教授指出，是从可想象的全部假设的集合到可感受的全部现象的集合的一个映射。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命题”，经济学理论体系才可能与经济数据建立某种联系。一方面，一个命题“对现实的敏感性”，可以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刻画了现象之间更细微的差异来判断。但是，另一方面，一个能够区分现象之间细微差异的命题，也可以是毫无意义的命题。经济学家关心统计意义显著的命题，他们通常不关心单纯个体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