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微信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和“上海女生逃离江西年夜饭”成为人们重要的谈资，有人评论前者对农村凋敝和无望的揭露是“打脸式描述”，后者虽然最终被证明是炒作，但也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经，激起人们对城乡差距、地域文化、阶层固化与社会流动以及婚姻中物质、精神上的门当户对等话题的热议。还有各类“返乡笔记”，让我们对农村的没落充满了叹息。

　　在不少人眼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成主体，土地兼并，撤点并校，孩子上学偏远等现象，是对农村糟糕状态的直观刻画，却不知道农村这一两年的变化超乎想象：豪赌、彩礼动辄数十万，欠债买车、社会游资瞄上农村、网络冲击和农村老人自杀率提高等。

　　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及物质条件提高等可喜的一面；与此同时，农村的文化生态已今非昔比，面对城市文明的冲击，乡村文明那最后的防线即将失守。

　　在文化人笔下，无论是路遥的湘西，贾平凹的陕北，还是莫言的高密，都透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可以说，乡土情结，是渗入不少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也是乡村文明中为人称道的地方，这种情结里有安土重迁、“差序格局”的成分，对于传统文化和历史也是一种衔接，这里不乏城里人所谓的“贫穷”“愚昧”与“落后”，可也有善良、坚强、诚实、勤劳与朴实等人性之美。

　　因而，乡村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并不失其价值，就连著名作家冯骥才也曾指出，“认为城市文明比农耕文明进步是错觉”。

　　可如今，随着农村年轻人的大批进城，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失去了“源头活水”，留下的那些人对于乡村文化的守护显得势单力薄，甚至被边缘化。乡村文化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在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中败下阵来，逐渐瓦解，让农村人的精神变得虚无和荒漠化，对于年轻人来说，“进不了的城，回不了的乡”更加剧了这种态势。

　　精神家园一旦失守，农村文化的自卑感、农民身份的焦虑感也就随之出现，农村出现的各种失范行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怎么办？这是个无法依靠年轻人回乡过年或是几篇“返乡笔记”就能解决的社会议题，但可以加以探讨。

　　从文化再生产的角度来说，首先教育应该有所作为。按照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教育不仅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职能，还有再生产原有社会秩序的功能。也就是说，对于乡村文化中的精华内容，教育应该实现再生产。

　　这既要求实现全民教育，提高农村学生的基本文化素养；又要通过校本课程，传承地域文化特色，让传统文化回归其浸润人心的角色；还得体现城乡平等价值取向，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城乡文化的彼此认同。

　　重启“乡贤制度”，也不失为一条应对之策。“乡贤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数千年的延续发展，在稳定社会和国家治理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那些在乡村生活和从乡村走出的德高望重人士，应该承担传承乡村文化的“守门员”，通过好的家风带动村风、社风，进而促进乡村文化的与时俱进和坚守。

　　与此同时，国外的乡村文化建设之路也值得借鉴。必须明确的是，有些发达国家的城市与乡村是和谐共生的。像美国，社区管理十分重视成员的精神文化打造，通过建设休闲场所、提供社区公共教育等措施保障了社区高质量的公共生活；而在意大利，其乡村教堂对人们信仰的强化和精神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看看这些，会让人脑洞大开，乡村文化的坚守或许还有救。

　　总之，对于乡村文化，坚守不一定会失守，但不坚守一定会成为国家“现代化之痛”。从世界经验来看，当有一天，大都市房价高企、污染、交通等问题凸显，进入成本不断提高时，乡村也可能是一块阵地。我们要相信坚守的价值。（肖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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