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针对“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会出现大约3000万光棍”的社会问题，某高校经济学教授表示，“收入低的男人可以几个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或“允许同志合法结婚”，此论一出，舆论哗然，不少人发出了批判之声。

　　为何公众会有这样的反应？该教授在文章中说，“一切问题本质上都是价格问题、收入问题”，“光棍及其相关的性问题是收入问题”，因而才有了低收入男人“合娶”老婆的言论。这不仅与现有的法律和道德相悖，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将婚姻看成是利益交换，将收入情况作为是否“合娶”的标准，难免让大多数人感到很不舒服。

　　姑且不论这种观点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否具有价值，单从公众的反映来看，单纯地以经济学视角看社会现象，很容易出问题。笔者检索了一下该学者，他发表的论文不少，还有一些跨学科研究文章，头衔也不低，是博导。但在这一问题上，他显然犯了最基本的禁忌：跨学科研究和发声是存在边界的，跨界研究可以，但不能把什么都作为自己发声的方向。经济学者可以研究社会问题，但不能再以“经济人”的身份，而应以“社会人”的身份来看社会，要看到组成大千世界的制度、法律和道德等社会要素。

　　不仅如此，人文社科学者在发声时，必须有一定的价值依托。马克思·韦伯曾主张科学的价值无涉，即科学家只能评价事实，不能评价价值。他还指出，任何文化和社会的知识都是受价值观念所制约的。该教授作为经济学者，在公开发声时并未充分考虑现有的社会价值观，不仅忽视了人们对一夫一妻制的价值认同，还站在收入制高点上，戴着有色眼镜，发出穷人合娶的言论，受到公众指责也就不奇怪了。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和定量研究的风靡，经济学存在向其他学科扩展的趋势，在人文学科，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是体育、艺术等学科，都有着经济学的影子，经济学者的地位也被抬高。跨界研究带来了相应学科的发展，但也导致一些非商业性领域的物质化。比如教育功利化，曾有高校教授公开发出“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的言论，同样遭到了不少人的批评。这种将成功和师生关系用金钱来衡量的价值观，显然与纯洁师生关系和多元的成才观相违背。

　　学者们必须警惕那种无所不能的心态，为自己的跨界研究画一条红线，并且遵循本学科、跨界学科和整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就中国的“光棍危机”，可以有经济学研究，但也要有社会学研究。期待有更科学、更有公众关怀的研究结论来为公众答疑解惑。

     来源：蒲公英评论，文/肖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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