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决定区域知识资本的积累与社会进化

李侠

经过这些年的从上到下的宣传与推广，人才对于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初步得到确认。但是这种确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口号层面上，仍有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人才对于区域发展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是怎样的？从而导致政策上的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在深入挖掘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厘清人才与区域知识资本之间存在的三个基本预设：其一，越先进的区域越需要人才，而越落后的区域越不需要人才；其二，区域知识资本积累的程度直接决定区域的创新能力；第三，知识资本稀少的地区在未来的竞争中将被边缘化，从而呈现出整体退化的路径依赖现象。

关于第一个预设，与人们的直观印象正相反，通常人们会认为落后地区由于缺少人才，会对人才有迫切的需要。其实，人才是一种奢侈品，它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比较苛刻的条件：如环境、文化氛围与区域知识梯度等，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才才能有所作为，否则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智力浪费与伤害。然而，落后地区往往缺少这些条件，更为严重的是，当地没有合理的知识梯度结构，导致知识链条无法衔接起来，信息流也无法有效传递，知识与智力的断层导致人才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更不论由此引发的原有群体秩序的平衡被打破带来的内耗。相反，发达地区，则拥有比较合理的知识梯度结构，高中低人才都很丰富，一个先进理念很容易被接受，并被赋予行动，完善的知识梯度结构内在就存在扩张趋势，从而也更愿意接纳和吸引人才。纵观全球，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已成一种规律。笔者曾戏言：索马里不需要比尔•盖茨与埃隆•马斯克，反而是美国需要这样的人。没有人否认这二人是人才，只是各个区域在不同发展阶段，导致需求偏好是存在严重差异的。

关于第二个预设，只是证明了在不同的时代，决定区域竞争成败的关键要素的权重排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封建时代，土地要素在竞争中具有头等权重，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要素在竞争中的权重占有优先位置，而工业4.0时代，则是人才在竞争中的权重最为重要。然而，由于制度具有惰性，人们的观念往往被锁定在一种熟悉的模式上，即便这种模式是落后的也不愿意去改变，究其深层原因在于人们厌恶改变带来的额外成本，同时又对改变所能带来的潜在未来收益进行打折的结果。正如美国哲学家诺奇克所言：未来收到的一项报偿对于我们的现时效用而言，小于这一报偿在日后实现之时的效用。这种短视的偏见，在诺奇克看来已经对未来打了双重折扣。基于这种理解，未来区域竞争比拼的是区域知识资本的积累程度，换言之，区域知识资本丰富的地区将在未来的竞争中毫无悬念地获胜。反之，则会被彻底边缘化，而且这次变革与以往的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会以惊人的速度加大区域之间的差距，而且一旦差距拉开，很难有翻盘的机会。

那么区域知识资本是如何积累的呢？通过人才以及他们创造的知识成果来形成区域的总体知识资本，这种知识资本是未来最重要的竞争资源，应该把他们置于与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同样重要的位置，甚至比它们更重要的地位。知识资本丰富的区域，它的总体社会能力也比较强。仅就创新而言，人才丰富的地区，创新表现也比较突出，我们曾对比过湖北省与河南省的创新表现，两省的科技投入相当，但创新表现湖北省远胜于河南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湖北省具有比河南省多得多的人才，由此形成了比较合理的知识梯度结构，以及较低的人才成本。北京与上海的对比也再次印证了笔者的观点：由于北京人才比上海人才多，故而北京的创新成本比上海低。同时，由于人才的大量积聚，还会带来当地文化环境的改变，以及社会有更大的意愿和热情去推动制度改革，以降低制度成本，而这种变革又会反过来助推创新，从而实现良性循环。根据我们前期对全国创新成本排行榜（2009-2013）的研究显示：那些创新活动活跃的区域，也是人才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那些区域的制度成本也偏低，从而导致创新总成本也比较低，在市场的收益率趋同的背景下，创新成本低的区域更容易实现创新。成本洼地（制度成本与人才成本），往往是创新高地与社会发展处于进化的区域。

关于第三个预设，我们首先要明确：人力资源是个人财产，而不是城市的财产。当一个区域的知识资本的收益率逐渐下降并达致行业基准收益率的时候，作为知识资本载体的个人就会从知识资本收益低的区域向知识资本收益高的区域流动。一旦这个局面形成，流出区域就会锁定在退化状态，社会能力降至临界值，不但创新无法实现，而且连沿着技术梯度下降发生的产业转移也无法实现，彻底沦落为知识资本的荒漠之地，此时人才不但不愿意来，反而是原有的人才也开始逃离，为了防止人才外流，只得通过设置制度障碍遏制这种趋势，从而助推制度成本的逐步攀升，在这种无限倒退的循环中，该区域由此而来的命运就是被整个世界彻底边缘化。这个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已然初见端倪。

这种趋势最可怕之处在于：一旦被锁定在退化状态，短期内改变又几无可能，此时群体会重新陷入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渴望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模式，希望以此摆脱当下遭遇到的困难处境。最近，哈佛大学生珍妮弗•潘(Jennifer Pan)和麻省理工大学博士生Yiqing Xu联合发表了论文《中国的意识形态光谱》，这篇基于大数据处理的论文给出的结论与我们的判断基本一致。这种趋势令人担忧，这是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完全相反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其最终的诉求就是追求结果公平。问题是这种模式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效率为代价的，相对于机会公平而言，结果公平这种暗含不劳而获的思路极具诱惑力，在知识资本薄弱的区域很有市场，但这种诉求会扼杀整个社会的创造热情，我们曾为此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既然人才在区域发展与竞争中具有如此重要性，那么如何培养与吸引更多人才来提升区域的知识资本存量呢？方法还是有的，首先，可以通过政策安排实现人才的快速集聚效应。比如在区域内建一所大学（或者合作办学等多种模式）就会在短期内吸引到一批人才，以及为本地培养源源不断的人才。其次，利用产业升级转型的时期，实现人才的转移。当下中国的人才政策存在的最大弊病就是一刀切，各地都不顾自身实际的知识梯度结构状况、以及资源存量，一味追求所谓的高端人才，由于缺少相应支撑，人才来了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导致资源利用效率极其低下。经济学家舒尔茨早就论证过：适度技术才是最好的。同样，只有适合本地区的知识梯度结构的人才才能发挥其作用，田忌赛马的故事早已说明了这个道理。第三，区域间人才争夺的关键在于谁率先破除制度障碍，谁就赢得了人才竞争的先机。众所周知，影响中国人才流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制度枷锁，比如户口、档案关系等，而这些东西对于创新来说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现在，一些发达地区的生活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已经对人才和创新企业的发展形成了实质性的挤出效应，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契机，通过低成本优势，大举接纳人才与创新企业的到来，为未来的竞争积蓄力量。别等到改革的时间窗口关闭了再来筹划改革，管理者如果没有这个魄力和政治勇气，落后区域被边缘化以及陷入退化轨迹的命运将无可避免，进而导致群体观念的退化，这将是一个无法承受之重。诚如黑格尔所言：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半个月前应聂老师之邀而写，发表在《中国青年报》2016-6-13的A2版，发表时略有删节，这是原文。与聂老师第一次合作，很愉快，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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