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资本的运作及其不正当收益

1周霄汉 2李侠

（1、2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200240）

摘要：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不同于以往主客二分的世界观，象征资本是在由“场域”和“惯习”构成的二重性世界里运作，这种运作具有表征性、隐蔽性和误识性。在高等教育场域中，象征资本被批量化生产，技术专家被赋予尊贵学术头衔的同时也享有了在科学领域内隐形的象征权力。中国科学场域存在的问题，使象征资本在运作和转化时，通过符号暴力机制，在资源分配和象征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出现不正当收益。

关键词：布迪厄 象征资本（符号资本） 惯习 科学场域不正当收益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一、象征资本运作的基础——由“场域”和“惯习”构成的二重性社会世界

象征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要义在于象征性，按照布迪厄的说法：“从象征性一词往往具有的意义上讲，这些活动没有了具体的和物质的作用，简单说，他们是无偿的，亦即是非功利的，也是无用的。^[1]”从这里不难看出，象征性原本是一种去经济利益的修辞。在布迪厄看来，象征资本就是这一被否认的资本，它被认为是合法的，并在经济资本不被承认的情况下，与宗教资本一起组成唯一可能的积累形式。要深入理解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中象征资本的概念，需追溯其理论源头，从“符号表征如何成为可能”入手，分析在其视野中的社会世界的构型。只有超越了以往二元论假设的社会存在方式以后，以二重性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同时将剥离开的主客二体，从行动者实践和意向的角度建立联系，并发展出“场域”与“惯习”的概念之后，才有可能对象征资本的运作机制有更深入的把握。

刘拥华先生关于这一点进行过深入的分析^[2]，首先，对世界二元论的批判存在着两种思想进路，其一是针对用科学的、实证方法看待社会的结构主义者，他们将社会看作是一种对象化的客观结构，将各种结构作为自主的实体，将理论的逻辑当做行动者的逻辑，并赋予了它真实的行为潜力。然而这样一种强调社会客观实在的理论，不考虑规律的生成原则，又很容易从模式滑向现实。换言之，这是以外在观察者的结构理念代替在场行为者的行动逻辑——这种被他们忽略的“行动逻辑”，正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不同于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惯习”（habitus）。其二，与这种“客观”的“结构主义”相对立的，是建基于知识论立场上强调主观特性的“建构主义”视角。他们认为“具有资格能力的社会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富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3]”。面对物理化的以客观形式呈现的结构主义，这种与存在主义、现象学等相关的理论倾向，努力突出个体参与者的能动作用。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世界不再是陌生的外在客观之物，而是亲和的、熟络的、可以自如行为的场，它并非如结构主义所阐释的是刚性和限制性的。但此处的“场”在建构主义者那里也仅是个体存在的外在时空域，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与结构主义的客观、外在化的社会世界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比其多了一些个体活动的自由度而已。实际上，在社会中，个体以关系的形式生产着权力，也被权力生产着，所有未来潜在的交换都依赖于关系的载体。基于这种理解，布迪厄对其的批判，恰恰可以从还原“场”在理论物理学领域中的原本含义来说明：场本身是由实物而产生，依托于实物的存在而存在的；它的性状、结构和功用，都随着在这一时空域中的物的改变而改变，即并不存在绝对的线性时空；但反过来，物又切切实实地存在于其自身以及与他者共同的作用交织下而形成的场中，甚至说，它是复合的场在某点的表征形式。没有证据表明布迪厄受到过理论物理中这一概念的影响，但他在早期人类学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场域”（field）的重要概念，确实与上述描述有些许类似。他所要阐释的正是建构主义不能解决的，类似于物理中“场”的产生、叠加、复合以及如何作用于物体这样的问题，即行动过程本身被生产和再生产的根源及遵循原则的问题。

在布迪厄看来，无论是客观主义，还是建构的主观主义都无法超越“客观”与“主观”的二元对立模式。而他对二元论的批判和分析，是从实践的角度介入的，即从社会实践中得出社会世界的真实存在状态，他认为社会世界就存在于实践的表象中。从思想史中我们知道，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倡导实践知识以降，实践理论沿着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康德与黑格尔传统，一直延续到马克思那里，这些思想家都对实践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强调。之所以强调实践，是因为实践作为沟通主体与客体的载体，是理解、解释和改造人类社会的依据。但随着实践概念内涵的增生，实践也变得日益失去重心。为此，布迪厄也强调：“我从来没有用过‘实践’（praxis）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至少在法语中，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理论上的夸大说法，甚至有相当多成分的吊诡性，而且常常这个词与赞赏某些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和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等有关。我只是说‘实际活动’（pratique）。^[4]”布迪厄所说的实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宏大的实践概念，而比它更加关注个体的日常性活动，包括生产劳动、经济行为、政治文化生活和日常交际等。

在明白了上述实践视角之后，布迪厄在方法论上采取了一种有别于“结构”和“建构”主义的“关系主义”的方法来重新构建二重性社会世界。（布迪厄那里不曾正式出现过“二重性”的概念，此概念被吉登斯在糅合行动与结构时即广泛使用。用场域和惯习构成的二重性去理解布迪厄的世界观，是刘拥华先生的重要工作。）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现实的内容既体现在行动的现实中，又体现在结构的现实中，二者也就是体现在关系之中。^[5]关系主义的方法论在具体研究中的体现，就是引入了场域和惯习的概念。进而将对立的刚性的“客观结构”和臆测的“主观构建”以行动者的行为实践沟通起来，并对二者加以融合，分别使之更具韧性和厚度。如果说“场域”是对以往“社会”概念的升级和细化，“惯习”则是对以往对由观察者构建的“理性行为原则”的一个较大的范式转换，它更强调行为人的性情倾向、历史经历、风格气质和创造逻辑，这恰恰是之前没有引入的维度。“惯习和场域是历史的两种存在状态^[6]”。这两者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二重性（duality）存在，这种二重性折射在日常实践的涵义上就是场域与惯习的双向关系。

在这样一个由“场域”和“惯习”构成的二重性社会世界里，每个行动者都占据着一个位置，而这些位置又都对应着相应的资本形式。这就注定了在各个亚场域之中，政治权力的施展和资本的运作不会像在前现代社会中那样以粗暴、赤裸裸的方式呈现，而通过“惯习”的行为逻辑，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建立在一种不证自明和不言而喻的“信念关系”之上。布迪厄将社会场域中的资本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资本四种主要形式，这四种资本以象征的形式在各个场域的结合部以隐蔽的方式发生交换，从而实现权力的再生产，而各种资本之间交换得以实现的兑换率则是由社会体制状态与文化传统的内在结构所共同决定的。比如在官本位的为主的封建性国家，权力资本的兑换率是最高的，而文化资本的兑换率则是较低的，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体制与文化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为隐蔽、最易与其他几种资本形式互相转化，遮蔽资本炼金术的不正当性，并使行为者对“不义之财”产生误识（misrecognize）与认可的，当属象征资本。

二、象征资本：资本伪装与炼金术

在布迪厄关于资本的理论体系中，经济资本概念相当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社会资本是指行动者通过社会网络或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而获得的资本；文化资本的构成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其一，在长期教育下通过耳濡目染的规训渗透所形成，表现在行动者心智偏好与外在性情倾向上，诸如一个人的教养、气质、优雅举止、得当谈吐等“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其二，是物化或象征化的资本，其具有价值承载的功能，诸如成果、业绩、古董、艺术品等的“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其三，是通过具有合法授权的正式制度所授予和认可的，诸如学位、学术头衔、光荣称号等的“制度化文化资本”。若把问题限定在学术场域内，“象征资本”与最后一种“制度化文化资本”关系最为密切。在资本转型的过程中，它一般是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礼仪活动（如学位授予仪式）、声誉或威信的积累策略，完成向象征性资本的转换。声誉或借助头衔获得的威信，有助于固化行动者的信誉或可信度；其次，被接受与固化的象征资本通过象征性策略具有了潜在的交易功能。因此，它亦被称为“被否认的资本”或“不被看做资本的资本”^[7]。从内在联系上，象征资本则不与上述四种资本处于完全并列的地位，因为“每一种资本类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都（在不同程度上）倾向发挥象征资本的作用”，“象征资本不是特定的某种资本，而是所有其他资本类型当它们作为资本而被误识时所是的资本；也就是说，作为力量，象征资本是能够获得（真实的或潜在的）绩效的权力或能力，亦即是一种被看做正当性而被认知（承认）的力量。^[8]”也就是说，象征资本源于其他资本类型的隐身与转换，以致掩盖了行动者自利的目的，通过符号效应实现了权力关系的再生产。这种效应诱使人们产生有意的“误识”与社会认同，以软暴力的形式加诸其身而不会遭致察觉和反抗——这是其他显性资本形式所无法产生和代替的。

我们不必从概念考古学的角度去剖析原始的“赠品交换”行为，以此来追溯“象征经济”活动的产生，仅从布尔迪尔对教育场域的揭示就可以发现象征资本的生产与运作机制。

布迪厄强调，在学校教育制度背后，有一个更为强大的机构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物质资源和象征资本，这就是国家。它是符号资源的持有者甚至是垄断者。教育机构与国家权力的联姻，就是将后者的符号权力以象征资本的形式分配到个体，将一位位“技术专家”重塑为“穿袍的贵族”，在树立起他们形象的同时也加强了共同体对其自身合法性的认同。学校设立了许多神圣化仪式，诸如授予学位、身份、证书——所有这些仪式，都被一些权威的授权机构用来衡量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本存量以及价值实现程度，并以此塑造其身份，公开地确定他是什么，他必须做什么，“成为你所是的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这些仪式完全依凭着自身，产生的效力而不是神的力量所使然的；它们能够机械地产生效应，而这正是它们的已存在的原因……教徒们相信，只要正确奉行仪式，仪式就可以自动地产生人们所期望的现象。这就可以用来解释几乎所有膜拜都极其重视仪典的有形内容的原因。所以说，无神的仪式也是存在的，甚至神反而有可能会从仪式中派生出来。^[9]”授予仪式的隆重形式家喻户晓且得到人们的认同，这使得在他们之间业已存在的或尚未形成的“差别”——不论是否合理与符合正义——都得到承认和尊崇。这种神圣化典礼对授衔者的塑造，有两个方面：一、受衔者获得尊贵的学术头衔，其实是获得了别人对其能力的承认；二、外在状态的改变，会促使受衔者本人朝自我期许的方向调整，一个外在化的“标签”成了一个内在化的“标尺”，类似于“贵族”对自我的苛求，他们也觉得有义务去按照新的标准，从言行举止到思维内容都作重新修饰。如此，本来相对稳定的行动者惯习将开始改变。

象征资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现代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中——通过批量生产，把社会目标以遗传的方式再生产着。被授予头衔者在象征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又可借助国家的元资本（中央集权资本）不断再生产，一个无始无终、循环不断的符号化资本生产体系就随之建立起来。那么，这种资本是如何膨胀并与其他资本发生炼金术现象的呢？

布迪厄对精英学校和通过考试被选拔的精英群体进行分析：“在社会鸿沟的形成和群体分离的过程中，经过仔细选拔之后录取的学生被构建成了一个分离的群体；当人们将这一过程用合法化的视角来理解和认同的时候，它本身就孕育出一种象征资本；如此构建起来的群体限制越严，排他性越强，其象征资本的意义就越大。垄断一旦得到认同，就会转化为精英。这种效应会越来越得到肯定和强化，原因在于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除了具有集体拥有的凝聚在称号里的象征资本之外，还在这种神奇的‘参股’逻辑中具有了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以个人名义拥有的象征资本。^[10]”这里“参股”逻辑是指基于共同拥有这一称号或头衔的群体，包括同门师兄弟、同窗学友、甚至毕业于同一学校的所有学生而组成圈子。这样就完成了群体的分区作用，换成布迪厄的说法就是“区隔”，即“他把所有力图赋予自己生活风格以文化上的高贵气质而明显地与大众趣味分隔开来的作法都成为‘区隔’。^[11]”区隔标记的提出意在说明：“为了拥有经济和文化的产品而展开的竞争既代表了为了区隔标记——这种区隔标记包含了有价值的或者赋予价值的物品或者实践——而展开的竞争，也代表了为保护或者消灭这些区隔标记赖以区分开来的准则而展开的斗争。^[12]”

如上所述，由于象征资本生产中“边界”的主观建构，就会出现资本“收益悬崖”现象，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认知上的误识。误识作用在资本转化过程中可以清晰地体现在：跨入这个群体的最后一名与未进入的第一名这二者的区分上。尽管从资质来说，很难说这二人有何差异，而现实严格的区分使得二者在社会分层上呈现绝对的“不连续”性，而在收益上就会出现“收益悬崖”。但无论是旁观者还是他们自身都毫无抱怨地承认了这一差别，进而导致“虚构的差别”由于误认机制而被当做是“真实的差别”，并且这种差别会得到合理性辩护。

自近代工业社会以降，由于教育体系已经越来越成为所有学术头衔的最终和唯一的授予者，这就导致它具有了点石成金的魔力，以此完成象征资本的分配与认定，也自此获得各种符号资本带来的利润。比如，在一些狭小而把持丰厚资源的专业场域内，“稀缺的学术头衔符号，就有可能控制着这一职业的劳动报酬，这种劳动报酬并不按照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所决定。在某些特殊的场域之中，与头衔相关的报酬可能变得不受外力所控制，同样的工作会因为做这份工作的人的头衔不同而得到不同的报酬，头衔本身就是一种比工作的内在特征更为稳定的制度。”“决定头衔名称价值的不是工作的相对价值，而是头衔的制度化价值^[13]”。换言之，这种符号在从一个场域转换到另一个场域之后，其价值会随着场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不会消失。但当符号资本跨域转换而保持收益不变的时候，就会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在当代社会，一个光鲜的学术头衔在各个领域“通吃”的现象并不罕见，这同样是群体无意识地盲从导致的社会误识的一种。

三、象征资本与学术界的不正当收益问题

科学场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亚场域，学术资本也是象征资本的主要来源形式。按照结构化视角，可以粗略地分为纯学术资本和制度化学术资本。纯学术资本是通过对科学进步的贡献以及科学发明、发现和创造积累起来的，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它的获得是建立在同行承认的基础之上，在“无形学院”中通过优先权的获得以及普遍承认而得以实现的。制度化学术资本是通过制度工具的转换而得以实现的。它遵循与政治资本积累模式基本相同的转化原则，以使命、学术研讨会、任务、支持等形式表现出来，并辅以在学术委员会、科研机构、行政部门的领导层兼任领导的形式存在。在真实的科学场域内，这两种资本相伴相生，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只是在某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两者的侧重不同而已。如某人具有极丰富的学术资本积累，但其在政治场域参与度很低，这就是学术资本为主的类型；再比如，某人在科研行政场域拥有极丰富的政治资本，但却拥有很少的纯学术资本积累，这就是政治资本为主型的科研人员。两种资本重叠在一起进而形成某个人的象征资本。如果在某一个科学场域内，两类资本不能正确匹配，则会衍生出象征资本的不当收益问题。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并不充分，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许多亚场域都带有社会场域的先天病症。中国科学界作为一种亚场域，各类学术资本转化率的差异导致收益与认同的扭曲现象，造成中国科学界的效率不高以及社会认同度普遍偏低的局面。究其原因，象征资本的不正当收益是其根源之一。

由于科学场域本身严格的专业化特点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得在这一场域内象征资本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不正当收益，其隐蔽性和粉饰能力更强。根据我们的分析，中国科学场域内的获利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利用象征资本直接带来的收益，这又可细分为三类：首先，直接运用来自于学术资本积累转化形成的象征资本，在职称评审、项目的申报、评奖中获得加分，进而获取基金资助。这种方式往往伴随着马太效应，即资金分配和奖励的评定者往往青睐已经获得各种荣誉称号的、有资历的人士，使得其真实资本和象征资本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以非线性的速度膨胀，膨胀速率随已获资本总量而增长。这样造成的后果是资源向小部分“头衔专家”处集中，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以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硬性约束，造成资源使用效率的降低以及公平性的缺失；这对那些有潜力的无名学者而言是不利的。其次，泡沫资本带来的收益。由于学术资本因学科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从而具有贬值的特性，那些曾经的学术头衔会出现泡沫化现象，而市场又无法主动挤破泡沫，从而带来不当收益。又由于符号资本的极度抽象性和概括性，“能指示”的范围往往与“所指示”的真实对象的能力不对等，或有偏离和扩大。如此，项目裁定者依据象征符号做出的判定，便成了资源不合理分配的重要原因。再次，“偷工减料”带来的不当收益。针对获得项目基金之后的科研过程而言，即便申请者名符其实，有资格和能力获得此项基金，但在科研活动中，他的实际投入与产出，未必达到项目申请时的预期目标。如前文所论及，同样的工作，会因不同学术头衔的人去做而获得不同的报酬。在当今科研活动普遍采用团队合作的模式中，“头衔专家”的项目很可能由青年教师或科研者主要从事。在不涉及科研团队带头人故意遮蔽其成员工作的情况下，如果认为一般科研人员的合理报酬等价于其劳动付出，那么，此项目总资金减去实验材料费用、验收、评审以及各个实际参与者的报酬之和，剩余的部分，就是此项目负责人个人的符号资本所“赚取”的收益。

其二，与直接利用象征资本带来收益相对应的是，象征资本再生产中的不正当收益。即人们为象征资本的利益所驱动，在争取某些学术头衔和专家称号时采取不正当手段，从而给头衔评定者带来灰色收入。由于人们看到了象征资本获利的种种好处，既具冠冕堂皇的荣耀感——每位专家都会以申请到重大项目而为荣，以此来证明自己在专业内的水平——又有获得溢出收益的正当性，所以，努力获取相应头衔、证书和称号，成了他们在科研工作之外，最为用功的一门功课。在公关交际的手段上，低层次者依靠地缘或同门之谊等人脉资源；高层次者以学术妥协和投其所好而获得垂青；象征资本再生产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心照不宣的利益互惠而达成默认的契约，更赤裸者则直接通过贿赂手段捐纳学术头衔。如此种种，就给象征资本的评定者带来很大的利益交换空间。需要提及一点的是，在社会各场域切割不干净的地带，评定者可以不是科研场域内部的相关人士，在当下的中国科研评价体制下，亦有可能是在学术场域之外掌握资源分配的行政官员。

但是，并不是所有用符号资本去换取收益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亦有合情合理的部分。因为符号资本的积累和获得，是需要科研工作者在智识上的长期努力与经济上的巨大投入，这一积累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当的“逆转换”是被看做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对上述的第一种情况需要审慎对待，不可一概否定，否则学术资本积累与获取收益的正常激励机制会失灵。毕竟，在一个现代性社会，无法强求科研者都以学术作为“志业”，对于那些以科研活动作为“职业”的人来说，在未获得符号资本之前，对获得符号资本以及其背后经济利益的渴望，已成为自身“惯习”的一部分。他们默认了头衔专家的溢出收益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以后也将成为此行列中的一员。这是惯习带来的无意识的行为逻辑，也是个人的内在的动力之源，按照前述场域和惯习的关系，这种行为逻辑也是科学场域保持正常运转和维持稳定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

相比之下，我们要警惕的是符号资本的边界模糊导致的资源不当分配和评定学术荣誉中的暗箱交易。将资源分配给最恰当和最需要的科研团队，这是毋庸置疑的理想状态。如何避开符号资本的潜在的魔术效应，是一个需要从制度和技术层面仔细设计的事情，如“同行评议”是否能够代替“专家评审”成为新的资源分配制度？具体需要如何操作？当另有论文阐释。获取符号资本过程中的违规交易则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那些不惧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者，其背后必然藏着“不正当的目的”。这将是资源与收益不正当分配链条上的关键节点，因为象征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有可能伴随着不正当性的再生产。倘若评定者和受评者之间达成利益合谋，即便不是经济利益上的直接交易，而是诸如换票行为，那么科学系统将时刻处于失范状态的阴影下，如此，科学不再是目的，而沦落为单纯谋取利益的手段。还需要提及的是，象征资本的不当运作，其长远危害在于毁坏了作为公共物品的社会资本积累与收益模式，结果导致所有人的利益都将受损。按照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诺曼•厄普霍夫（Norman Uphoff）的观点：社会资本的两个主要分类：“结构性的（作用、规则、先例和程序）和认知性的（标准、价值、态度和信仰）。社会资本作为一个连续统一体，是根据人们对效用函数正数量的产出结果和积极的相互依存关系定位的。^[14]”显然，象征资本的不当运作，它带来的后果就是：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认知性的社会资本都将被摧毁，进而威胁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模式与有序运行，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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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刘拥华.布迪厄的终生问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55-57、104注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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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萨拉格尔丁.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M].张慧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73

作者简介：

周霄汉（1989-）男，安徽人，硕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研究方向：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

李侠（1967-）男，辽宁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研究方向：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

联系方式：

周霄汉：E-mail:xhzhou630@126.com;  Tel:18817559246

李侠：E-mail:lixia67092003@yahoo.com.cn;  Tel:13818468702

Symbolic Capital's Operation And It's Unfair Income

Abstract: Pierre Bourieu's sociological theory is different with the former view of dichotomy, symbolic capital is operating in the dualized world which is constructed by the "field" and "habitus". And this operation is symbolical, elusive and unrecognized. In the field of advanced education, symbolic capitals are produced.  Technology experts incept honorable academic titles, meanwhile, they acquire the symbolic power in the science field. In the grogram of symbolic capital's opera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problems in Chinese science field have led the unfair income in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symbolic capital's reproduction by symbolic violence mechanism.

key words: Pierre Bourieu  Symbolic Capital  habitus  science field  unfair in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