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的日益便捷，加上社会分工的逐渐深入化，知识分子也日益像众多行业的从业者一样成为一种普通的谋生者，那种来自十九世纪的使命感也开始逐渐脱离具体的身份认同，这是知识普及的必然结果。他肩负的职责就是知识的拥有者与生产者，像农民一样收获、贩卖与储存自己的产品。市场会根据产品的质量进行筛选，这是知识分子作为一类职业的基本操守，其余的则要看时代背景与个人的偏好，自行决定。毕竟任何人的破产都是不好玩的游戏，更何况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所以像《正义论》这样的著作只能是由罗尔斯这样的人在美国的环境下才可以做出来的，换个地方试验一下，别说著作了，就是人都有可能被人间蒸发，更遑论其他。

        恍然想到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曾提到哲学家艾柯对知识分子的分类，觉得很有趣。艾柯按照知识分子生产产品的属性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灾告型知识分子（apocalyptic）与整合型知识分子（integrate）。对于灾告型知识分子的翻译我认为不妥，还是翻译成预言型知识分子更为妥帖一些。艾柯认为：灾告型知识分子最有可能是悲观主义者，相反，整合型知识分子则既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乐观主义者（也许两者都可能），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异议分子。对于整合型知识分子来说，灾告型知识分子的哀伤乃是他们的自然要素。（《寻找政治》，P91）这个分类方式很有意思，在整个社会日益缺少反思的今天（这是现代晚期的自然现象），于缺少批判精神的思想高度同质性的社会里，做一个预言型知识分子，至少可以起到一种认知上的纠偏作用。我一直认为：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里，各司其责就是维系一个好社会的基本条件。

2012-9-20于课前匆忙涂鸦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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