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中的合作困境问题

李 侠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大科学时代，由于科学问题日益呈现出交叉性与高度复杂性的特点，导致科技活动在社会行为层面就表现为越发紧密的科技共同体之间的合作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的质量与效率问题就成为当下科技管理的一个急需关注的问题，由于合作是以隐秘的关系的形式存在的，这就导致对于合作的测评比较困难，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科技管理难题，相比较于科技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中国科学场域内缺少一种成熟的自律系统，再加上科技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导致科技合作的质量与效率更是处于一种极度混乱的困境状态。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尝试解决如下两个问题：科研合作发生的动力机制以及表现形式；其二，中国科研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策略。

为了更好地论述合作问题，需要先做一点背景介绍，众所周知，中国科技领域里最需要合作的地方集中体现在重大科技项目领域，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科研项目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这些项目的投入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元。遗憾的是，这些超级项目运行了这么多年，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些重大项目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重大科技成果，以及对于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做出了哪些实质性贡献？更让人愤怒的是，时至今日，关于这些耗资巨大的重大项目的详细信息都无从查找，仿佛它们从来不曾真实存在过似的。据笔者手头掌握的材料来看，2010年，国家安排了326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308项“863”计划课题（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报告》），同年安排了124项“973”计划项目（投入约148亿元）。这些项目的投入规模即便放到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可算大项目了，然而取得的实际科研成果与社会效益却属实是乏善可陈。不客气地说，这些泛滥的重大项目，对于中国科技界造成了两种伤害：其一，重大项目毁掉了踏实的学术；其二，重大项目破坏了学界的纯正风气，搞得科学界帮派林立，结党营私。笔者以前曾撰文指出：抛开这些项目取得的成就不谈，仅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来分析，这些项目的过多过滥也是极度不经济的。为了使中国科技界进入真正的竞争状态并呈现出勃勃生机，而不是陷入死气沉沉的科技垄断局面，国家应该大力缩减、甚至取消那些名实不符的所谓重大项目的，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改革那些以项目替代承认的教条化激励机制，这应该是当下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最为合适的切入点。

这些重大项目之所以如此低效，并饱受国人诟病，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隐藏在项目背后的合作机制从申报开始就处于一种极度扭曲的状态。合作是当今科学发展的复杂性带来的必然结果，单凭个人的单打独斗已经无法胜任，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更好、更快地解决科技难题。但是要使合做真正发挥合力作用，却是需要一些严格条件的。随着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合作发挥作用的模式也是完全不同的。在一个民主机制健全的社会里，一个有效的合作，只要基于信任机制并本着公平原则，合作机制就会正常运转。但是在一个民主机制不健全的社会里，合作就演变为极为低效的利益博弈，由于共同体之间缺少良好的信任机制，以及公平原则，合作双方就处于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局面，结果就是合作效率比较低下，甚至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合作。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只谈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合作问题。通常来讲，重大项目都有一个主持人（召集人）负责项目的整体框架设计，然后设置若干个子课题，以此实现项目设计初衷。在这个过程中，合作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科研团队的组建问题，一般来说，科研团队的形式根据声望的大小主要有两种：声望较小的朴素团队与声望较高的豪华团队。在一个威权社会，最有效率的合作模式则是朴素型团队，其结构是垂直的金字塔型，各子课题的负责人的声望不如项目主持人的声望，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保证了主持人与子课题负责人之间存在一个可见的声望梯度，这种声望梯度造成的压力会驱动团体保持服从的状态，一旦课题中标，各子课题的负责人囿于对主持人权威的恐惧，会比较好地执行合作规定的任务，其困境在于利益分配的不公造成合作效率损失，这也是目前中国科研环境下最有效率的合作模式。但是，朴素团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当前的科技评价体制下，朴素团队在申报过程中最容易被大势力集团阻击，往往得不到项目，成为申报过程的生动陪衬。因此，以项目成功申报为目的的团队建设就进入另一种更为低效的模式，豪华科研团队。这也是当下中国科技界最为热衷的团队建设模式。豪华团队的最大看点就是阵容与各种数据非常漂亮，很有诱惑性。在功能上看，科研合作是一种没有法律强制力的松散合作，依赖于合作成员之间的自律与道德约束，如果团队阵容是一种组合型的豪华团队，就意味着团队内具有多个几乎拥有相等声望的人，因此，在团队内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声望梯度差，导致整个团队从结构上处于一种平行状态，这就造成任务运行的驱动机制失灵，最后合作就演变为一种肮脏的利益分配，变相地哄抢国家资源，合作的最终结果就是一个散乱的成果拼盘，与申报的初始目标存在天壤之别。笔者曾戏言：采用当下的合作模式，绝难造出两弹一星。

豪华团队之所以容易中标，是因为这些虚假合作背后的运行机制是一种交易，这才是重大项目里合作效率低的根源所在。豪华团队吸纳了本领域中诸多具有高声望资本的人，这些人对于该学科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其本身大多拥有众多科研项目要做，本已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参与合作研究，但是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些拥有高声望资本的人为了占有更多的资源，采取了一种学术资本炼金术的策略，即出租自己的声誉资本，以此帮助申报方获得项目，然后以子课题的形式换取自己声望资本应得的利益或租金。这种合作模式，对于申报方来讲是一种双赢行为，因为通过这种利益输送，双方形成了牢固的利益联盟，同时这种利益让渡，也为今后的换票行为的实现奠定了基础。豪华团队，不但容易中标，而且也便于课题结项。一个豪华团队几乎囊括了本领域的主要专家，试问还有哪个评审人敢于轻易否定或阻击拼盘项目的结题呢，毕竟对于个人而言，那样做的代价太大了。在扭曲的科技评价体制下，个体为了中标，不惜采取投其所好的机会主义策略，毕竟理性人总是要使行动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轨迹，这原本是可以原谅的，但无人为此负责，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平庸的罪恶，因为错误出在制度安排的扭曲与认知误区上。从这意义上说，重大项目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豪华团队，既毁掉了学术，也败坏了学术界的纯正风气。结果就是中国科技界出现了无比荒谬的景象：重大项目琳琅满目，重大成就寥寥无几。笔者一直想做两个排行榜：一个是科技界富翁排行榜；另一个是成就排行榜。目的在于检测两种有疑问的观点：其一，对于管理者而言，相信大项目会出大成果；其二，对于申报者而言，大项目等同于学术贡献与承认。不知结果会怎样，不过今天科技界的景象可以说造就了无数赢家，但只有国家输了？谁来买单呢？

美国政治学家乔恩•埃尔斯特曾说：当利益代替名誉的时候，当权力用来出售的时候，交往就变得不可预测和不具有合作性。在科技体制改革没有根本性变化的今天，大力缩减甚至取消那些大而无当的所谓重大项目，恰恰是对于宝贵科技资源的最好保护，同时，也是对于科技界的真正爱护。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的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让科技界干净一些、纯粹一些，把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导向真理而非利益的合作。

说明：今天课后，看到《科技导报》博客更新，这篇小文章已经登出，故而这里同步登出，这是原稿，由于杂志篇幅限制，发表时略有删节，与王芷老师合作很愉快，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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