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革命性科学家的气质

——基于人格类型理论

李双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 200240）

摘  要 革命性科学成果离不开其背后的革命性科学家，而20世纪中期以来革命性科学成果日渐稀少，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革命性科学家正在消失。革命性科学家具有哪些人格特征？他们为何在当下愈发稀有？基于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及“迈克斯-布里格斯”个性分析指标（MBTI），通过对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曼德勃罗等典型革命性科学家的人格特质的分析，探析出革命性科学家独特的人格特质：内倾、直觉、思考与判断的性格特质（INTJ）。结合当下科学研究的时代背景，揭示出当前难以出现革命性科学家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科学结构本身的变化，还在于具有革命性人格的科学家可能被当下僵化的评价体系以及奉行绩效主义的科研生态所阻碍或筛除。最后，剖析革命性科学家特殊的人格特质，可为中国教育体制、科研评价体制、科研生态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人格类型理论；心理学；科学革命；科学家

中图分类号 G316；B848

伟大理论背后的科学家群体总是备受瞩目。历史上的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及个人的性格特质，都是当下知识生产、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靶向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出颠覆性研究的科学家又是重中之重。本文借助心理学模型，针对少数杰出科学家人格特质，利用已有史料，抽象出革命科学家群体突出的共性特质，旨在揭示那些隐而不显的独特精神气质。

1 研究的对象及其方法

1.1革命性的科学家：被忽略的存在

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被看作是科学发展史中的颠覆性事件，是新旧理论交替的标志性节点。科学革命的概念起初由A•柯瓦雷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经由英国史学家H•巴特费尔德普及[1]。受柯瓦雷影响，T•库恩将理论范式的更迭理解为科学革命，即围绕某一问题产生的新旧科学范式变更。通常，科学革命经常伴随着争论，故科学革命一直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

聚焦于科学革命固然重要，但将引发科学革命的科学家主体作为次要因素实在是有失偏颇。一位成功的革命科学者是过去旧有理论的颠覆者，是新科学秩序的建立者，为科学现象提供新的解释。如在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中，革命性的科学家通常会率先发现“反常”，提出新的科学解释模式，随后可能会吸引一群拥趸继续“解谜”，形成新的“常规科学”[2]。不仅如此，一场科学的革命不仅是问题本身的博弈，还充斥着科学主体间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争夺的腥风血雨。同社会革命家一样，科学革命者也以大无畏的勇气提出真知灼见，百折不挠，最终赢得科学革命。如果说人的某种行为和选择是由其内在的认知图式决定的，而认知图式的形成离不开其特殊的成长背景和性格，那么，具备何种特质的人可能成为科学的革命者？这种人的成长经历及性格一定非同寻常。

近年来随着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深入，愈多研究者开始关注科学家个人的性格特质。从宏观上，有学者关注科学家本身具有的性格特质[3]，尤其是男、女科学家性格的差异[4]；从微观上，有文章具体地分析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性格特质[5]。费斯特（Gregory J. FEIST）[6]2017年基于他自建的人格与创造力模型，指出科学家的创造力与高开放体验（high openness to experience）和低合意性（low agreeableness）相关，即内向的低社交与科学的创新力持续相关，但对于内向的性格究竟是如何表现，以及人格与创新力之间的关系都留有继续探索的空间。卡罗（Joaquín M. Azagra-Caro）与洛皮斯（Oscar Llopis）[7]在2018年的研究运用稳定的心理特征（如人格特质）来探究科学家对科研工作的感知，结果表明，组织自由度的增加，有利于增强科学家对其研究的积极态度。

相关研究已表明，科研能力与科学家个人独特的性格特质密不可分，那么，革命性科学家这一群体究竟具有何种特殊的性格特质？量化的研究有助于表征这种关系，而更深层的本质则可能需要回归革命性科学家的人物史，挖掘他们在人生各个阶段所展现出的性格特质。然而，不同的人的性格差异巨大，因而可能需要一些心理学的量表。本文就基于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的心理类型理论，以及其衍生出来的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的人格测试量表，来探析科学史中的革命性科学家的典型性格特质。

1.2“MBTI模型”：探究革命性人格的方法

“人格类型”（Personality type）是指不同个体的心理学分类。荣格在《心理类型》中将人的一般性心理特征分为外倾（extraversion）和内倾（introversion）两种态度类型（attitudes types），又将特殊的、具有个体分化的类型，如思维、情感、感觉、直觉等称为“功能－类型”（function types）[8]。结合两者得到八种具体的个体类型：外倾思维型、内倾思维型、外倾情感型、内倾情感型、外倾感觉型、内倾感觉型、外倾直觉型、内倾直觉型[9]，如表一所示。荣格的理论被K•布里格斯（Katharine Briggs）与I•B•迈尔斯（Isabel Myers）母女拓展为十六种人格，即“MBTI模型”。

表1  MBTI的四个性格测量维度及八种人格偏好

资料来源：迈尔斯-布里格斯公司官网 [10]。

布里格斯二人沿用荣格的基础类型（“内倾”和“外倾”），并进一步将其廓清为个体获得能量的方式，结合态度类型和个性类型标准，根据对这四条标准的搭配选择，演化为十六种职业类型。一般而言，MBTI测试有两种测试版本，分别是93题的完整版与48题的简单版本，人们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对应的选项，最终生成一种属于自身的人格特质[10]。

荣格的理论与其衍生出来的MBTI模型各有其优劣之处。荣格的分析方法是用历史中的个别人物来例示人格类型理论，譬如，他从斯比特勒和歌德的诗歌中，发掘出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分属于内倾和外倾类型。神话人物虽然可能是虚构的，但通过他们的虚拟生活或话语，仍能够展现出他们的性格。然而，荣格的理论缺乏如MBTI这种清晰的标准，仅仅是一种思辨的分析。毫无疑问，MBTI在荣格的理论基础上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标准——任何人只要拿起MBTI的测量表，都能根据自身的经历，大致确定自己的人格类型。MBTI的实操性也使得它被广泛地运用于公司招聘、学校选拔人才、心理治疗等多种场景。

然而，MBTI作为一种心理测验，需要受试者通过测验来评估性格，而本文所针对的对象如荣格所分析的人物一样，不能自己亲自完成测试。故我们不得不在使用MBTI的标准下，同时模仿荣格的分析方式，以尽可能中立的视角，从这些科学家的经历、言行及作品中析究他们的人格。

2 利用MBTI量表分析革命性科学家的人格特征与气质

本文挑选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伯努瓦•曼德勃罗（Benoit Mandelbrot，1924—2010）四位科学家作为分析对象。一方面，以上科学家都可以称作革命性科学家；另一方面，这些科学家涉及不同的领域，又身处相接续的历史时期，使得对人格的分析能呈现出跨越时空的特质。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打算对四个维度都做系统地分析，而是突出革命性科学家特殊的人格类型特征。

2.1接收能量的方式：内倾

首先，界定内倾和外倾的标准。荣格对于“基础态度类型”的定义是模糊甚至矛盾的，存在两层可能的内涵。一是在认识论层面，外倾人格更倾向于对客体认识，而内倾人格则更倾向于认识内在自我。二是在行为驱动层面，外倾人格更倾向于外部准则的指导，通常受到社会或者道德规范的影响，故经常表现为盲目顺从集体主义；而内倾人格则有自我的内在准则，表现为对集体标准的抵触与厌恶。

譬如，基于认识论的标准，荣格以康德和达尔文为例，将哲学家归于内倾型人格，科学家归为外倾型人格；因为前者更注重内省和反思，后者则多注重探索客观的对象。这与第二条标准矛盾：难道哲学家就一定尊重内心的准则，而科学家就盲从于集体主义吗？显然并非如此，无论是在哪个群体中，都可能存在遵循内在尺度和服从外部规范的人物，譬如达尔文恰恰就是内向拘谨的人。因此，MBTI指标以获取能量的方式作为划分标准，显得更为合理，也更符合科学史的实际状况。

结合两种尺度，我们将内倾定义为：第一，不屈从外界和他人的标准，从内在尺度判别是非；第二，在独处的环境中更感舒适。外倾则被定义为：第一，以社会普遍的价值作为个人的行为准绳；第二，能在与他人的社会化交往中获得更多能量。探究科学家的性格特质后可发现，革命性的科学家大多属于内倾型的人格，这可从科学、宗教和社会三个维度体现。

其一，科学上，正因为革命性的科学家能遵从自身的价值标准，而非随波逐流，所以面对旧有理论支持者的阻碍时能坚持信念，最终创新理论。牛顿所处的17～18世纪是欧洲的大变革时代，但是在他的青年时期，学术的主导理念仍旧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学说。在新旧范式或观念的冲突中，牛顿在笔记本中写道：“我是柏拉图的朋友，我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可是，我更好的朋友是真理。”[11]68针对笛卡尔光射入眼睛的理论，牛顿身体力行地做了一系列的实验，甚至差点致盲[11]78-80。达尔文在晚年回忆起拉马克的信件时写下“上天庇佑我避开拉马克的胡说八道”，并在第一次听罗伯特•格兰特夸赞拉马克时表示“我惊讶地静静听着，而我知道，这对我的内心没有产生任何影响”[12]。爱因斯坦的叛逆属性则更加明显，这点令马克斯•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858—1947）、尼尔斯•亨利克•戴维•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等他的朋友兼理论反对者都十分恼火。曼德勃罗更是某些数学家的噩梦。据说一位数学家半夜惊醒，因为梦到上帝说：“你知道，那个曼德勃罗还是有两下子的。”[13]

如荣格所思，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客观世界，但是这些革命性学者给出的却是不符合社会主流的答案，这是由于他们研究的初衷源于对真理的渴求。从这点上看，这与哲学家的沉思没有多大的不同。

其二，内倾还表现在革命性科学家对宗教的态度上。牛顿是一名坚定的清教教徒（阿里乌教派），该教派并不是社会主流教派（基督教）。为了支持自己的信仰，反对“三位一体”的教条，牛顿苦心钻研《圣经》，终于找出将上帝和耶稣同体可能是由于阿塔纳修派和阿里乌派的争斗，是腐败和自私的产物[11]203-206。如若牛顿是外倾型人格，完全可以屈从当时主流的教派，这可比苦苦寻求历史真相简单，也更容易获得舒适宽松的社会环境，但他的内倾特质让他选择不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无疑也是对上帝观念的最大威胁，现在西方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进化论，希望能将神创论纳入科学教育中。历史学家在研究达尔文的信件时发现，达尔文最初并不排斥基督教，但是随着对世间苦难的反思，他逐渐远离了宗教[12]281-282。爱因斯坦反对量子力学的超距作用，离不开个人的宗教信仰，因为他坚执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笃信世界的秩序是被某种超人类的上帝掌控着[14]。宗教对曼德勃罗的影响并不显著，比起宗教对人们的影响，恐怕计算机等科技对现代人的影响更大——曼德勃罗的分形理论就是借助计算机推演出的公式和图像。

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充分表明，宗教对人的熏染始终伴随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之中，这是通过对个体世界观的长期塑造完成的。这几位革命性学者大都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选择了异于社会和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方式，尤其是达尔文，甚至放弃宗教的信仰，这在19世纪西方宗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下尤为罕见。

其三，从社会交往维度上看，革命性的科学家并不缺乏社会生存能力，但即使是扬名立万后，他们都表现出对于对社会矛盾的态度：向往又疏离。牛顿很早就获得了爵士的称谓，在光、重力、时空等方面的物理学思想，更使得他获得超越时间的盛誉，但是牛顿本人极其谦虚内敛，这从他与胡克的争论中可见一斑。宿敌胡克在17世纪60年代多次对牛顿发出挑衅，牛顿直至1672年才做出正式回复，可以说，牛顿和胡克正是内倾和外倾的典型对比[11]237-252。同样内敛的还有达尔文，《物种起源》畅销后，达尔文照旧栖身于僻静的唐恩，面对社会上激烈的争论，他总是隐于幕后，由他的崇拜者托马斯•赫胥黎面对尖酸刻薄的异议[12]206-209。爱因斯坦则显得更为矛盾，他不仅是一名科学家，更是一位科学明星。在相对论驰名当世后，每次他的出行和报告都会出现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对此，爱因斯坦也表现的极为坦然。不过爱因斯坦与记者的接洽工作大多是由她的第二任妻子爱尔莎来完成[14]，她是典型的外倾型情感型人格。“当爱因斯坦在人性的社会中游弋时，这种冷漠与热情在他那里交织成一种古怪的超然。‘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又明显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需求，这两者总是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反思道，‘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过客，我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亲近的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从未失去距离感和保持孤独的需要。”[14]242-243

这些革命性科学家在社会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并不是道家式的遗世独立，而是儒家式的“出淤泥而不染”。然而，在大科学时代的协作式科学模式下，即使是内倾的人格，可能也要表现出更有合作精神，比如曼德勃罗就极为喜欢大张旗鼓地炫耀自己的理论贡献，以至于引起同行的不满：“曼德勃罗并不知道每个人在他们产生想法之前的思想。”[13]103

针对标准二，内倾型的人格喜好独处，这几位科学家的表现同样很典型。达尔文大部分的光阴都在僻静的唐恩度过。“在花园的尽头，达尔文开辟了一条小径，穿过一片杂树林和草地，七绕八拐地画了一个圈，全长0.25英里左右。在这条叫作‘沙道’的小路上漫步，成了达尔文每天生活中的固定‘节目’，这里也是他思索如何解决手中问题的地方。若有哪个问题特别伤脑筋，他就可能在这里多绕上几圈。他甚至会用一堆石头来计算他已经转了多少圈。即便遇到身体不适的时候，他通常也要努力到沙道上走走，哪怕少走几圈也好。”[12]52-53

爱因斯坦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南部自建房居住的时候，也钟爱孤独地乘帆船航海。“在这里，他经常驾驶一条23英尺的崭新的‘海豚号’帆船……他并不下水游泳，而是喜欢独自泛舟游弋。‘他一到水上就感到无比幸福。’一位访客回忆说。他喜欢轻轻掌着舵，让船缓缓地顺水漂流。”[14]317

从这点上看，比起散步或者帆船这些运动本身，或许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更享受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更多时日，他们都待在各自的小屋，远离纷扰，孑身进行演算和思考。

犹如荣格所考虑的，内倾的特质大都在幼年时期就有所表征，这些后来的大人物们在童年通常被认为是怪异、叛逆、内向的异类。达尔文儿时屡屡被父亲训斥：“你整天不是打猎、养狗，就是捉老鼠，你这样会让自己和全家人丢脸的。”[12]2爱因斯坦儿童时期被看作是“呆瓜”“发育迟缓”，每说一句话之前，他都要先喃喃自语给自己听一遍[14]7-8。牛顿小时候的苦闷则也许与母亲的再婚有关，他的日记本曾记录下一系列对家人的埋怨。[11]16-18俗语所谓：“三岁望到老。”爱因斯坦和达尔文的性格似乎是先天的，而牛顿的性格却是受到成长经历的影响，无论如何，内倾成为他们身上的烙印，体现在为人处事等诸多方面。

最后，革命者终成权威。内倾型对自身判断的拘执，可能使得他们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沦为固守旧理论的权威者。年轻的时候，内倾人格让他们获得独立而反叛的性格，使之觉察到旧有解释中的异常。然而，常年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加上学术上众星捧月的地位，使得他们愈难逃脱自己的思维框架。况且内倾人格会加剧他们对外界的不信任，因而质疑会演化为对新理论的抵触。这种变化并不奇怪，对于内倾型的人而言，他们多数时间沿着自身想法前进，终身完善自己的理论。早期对于他人理论的反叛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想法，而当这种想法经过不断完善，不再需要改动时，新理论的出现恰恰是对他们内在世界的颠覆和挑战。

2.2获得信息的方式：直觉

科学家不依赖五感对真实世界的直觉，而是通过对证据的联想进行预测，即是直觉型人格，这与科学的发现方式密不可分。科学研究是经过挖掘证据，在可能的假设中选择最具有解释力的科学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是基于生物学样本的推测，又因缺乏决定性证据备受质疑，尤其是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直到一系列前人类、猿和原始人的头骨化石在非洲被发现才被逐渐认可。显而易见，达尔文的预测并不基于所有种类的证据完整性，而是对有限证据的抽象，直觉的预测到未来可能的现象并提出假说，因而至今仍有诸如“智能设计”论等相反假说涌现出来。曼德勃罗虽是学数学出身，但他的理论遍布各个学科（地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领域），这当然不是他无所不通，而是他对各个学科有着非同一般的直觉。

在研究中，虽然科学家仿佛会顿悟到问题的答案，这种思维的跃进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直觉，它并不神秘，而是长期浸润在某个问题中，不断研索产生的惯性思考。正如牛顿所言：“从事物的运作加以演绎，导出其性质，比单纯用感觉来获取更确定、更合理。当我们由前一个实验发现物体的本质时，就能较清楚地察觉出感官的本质。”[14]75这句话强调，不应依赖感官研究，应借助实验发现客观规律。有人曾指出，爱因斯坦并不擅长于实验，其理论通常是由假设、思想实验和数学演绎等方法获得，但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并未脱离前人研究和他早先的思考和经历。对此，他反思道：“一个新的想法突然出现了，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凭借直觉获知的……但直觉不过来源于早先的思想历程。”[14]101况且，爱因斯坦早期（1904年）提出光量子的革命性理论时，是对普朗克和勒纳德（Philipp Eduard A.V. Lénárd，1862—1947）工作的推进。至于他最具有革命性的相对论研究，虽然演绎自三个假设性的前提，但这些直觉仍然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

2.3做出决定的方式：思考

思考型人格喜欢站在事物外部做客观冷静的分析，感觉型人格偏好依据个人的价值观作出判断。用心灵哲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前者被称作第三人称的认识方式，后者被称作第一人称的认识方式。第三人称的视角经常将研究对象看作是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存在；第一人称的认识方式则是感同身受的解决问题。

科学家在研究中遵循客观的第三人称研究方法，也许会影响到他们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让他们显得刻板或冷漠。然而，他们也同常人一样拥有正常的情感和社会关系，这就会产生一种割裂感，究竟是同研究科学一样冷酷地裁决现实问题，还是考虑亲密关系间的感情联结？很遗憾的是，科学家大多选择前者。牛顿终生未婚；达尔文的妻子艾玛•韦奇伍德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两人感情笃厚，但达尔文最终还是选择全盘托出自己的怀疑[12]108-110；爱因斯坦直言自己不擅长处理婚姻问题，常以科研作为自己的避风港。尽管通情达理的方式可能更容易促进感情沟通，但这些科学家大多时候还是选择了不近人情的方式，这也许是思考型人格在作祟。

2.4接近世界的方式：判断

判断与知觉的区分标准，取决于个体喜欢过有计划或是随意的生活。通过对一些传记材料的研究，笔者倾向认为科学家更偏向于判断型人格，即偏好有计划和有组织的生活，因为科学工作原本就需要研究人员具有严谨的理性精神。对于是否婚恋这一难题，大龄男青年达尔文（29岁）竟然在纸上分别列出“结婚”和“不结婚”的若干条理由[12]106-108。生活尤是如此，更遑论事业。“贝加尔号”一回伦敦后，达尔文便紧锣密鼓地筹备出版关于航海发现的书，找寻相关的专业人员，而自己担任出版社的总编辑[12]86-88。虽然并不总是成功，但达尔文总会先计划周全，再具体行动。

除了拥有如达尔文般的严谨态度，牛顿和爱因斯坦还极为擅长数学演算。在演绎的研究方法和追求真理的驱动下，他们总会尝试用环环紧扣的演算或者计划的实验步骤（实验主要指的是牛顿，爱因斯坦并不擅长实验），逐渐逼近自己的设想，甚至会表现出极度追求完美的强迫症特质。比如，牛顿对炼金术的持久钻研和爱因斯坦始终在找寻统一场论的执着，正是这种对科学基于判断的执着人格特质，促使这些科学家能在各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

综上所述，根据四个维度的特征，革命性科学家的人格特质主要包括四种气质：内倾（introversion）、直觉（intuition）、思考（thinking）与判断（judging），这四种性格特质简称INTJ，在科学史上那些做出开创性工作的科学家大多具有这类性格特质。据统计，INTJ是极为稀有的人格类型，经常表现出抽离世俗的超然态度，又极富思考和创新力，该类型中多出哲学家和科学家。INTJ型人格无疑具有引发科学革命所需要的两大关键要素：创新的思维与反叛的精神。如果只有创新的思维，不代表敢于反叛传统的思想；科学革命需要的反叛是一种基于创新的反叛，因此，拥有INTJ型人格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科学革命的先锋人物。

3 当下难以产生革命性科学家的原因分析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革命性成果缺失危机。2023年发表在《自然》（Nature）上的《随着时间推移，论文和专利的颠覆性正在削弱》一文显示，现如今的科研者大多在推进前人的研究，导致革命性/颠覆性的科学成果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5]。该现状标志着科学可能正在进入滞缓状态，而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之一就是本文所探究的，具有革命性格的科学人才的消失。根据本文的研究，假使革命性的科学成果由INTJ型倾向的人格产生，则该类人群可能很难再跻身于现今的科学家群体中。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教育晋升制度筛选掉革命性人才。从人才供给方面来看，内倾型人格的人才可能在教育阶段就会被直接筛选出去。在牛顿到爱因斯坦时代的学生，能够有机会通过推荐进入高等学府，无论何种身份和职业，只要有学术思想，就有机会在期刊上发表学术观点，如今已经不大可能，现在无所不包的评价机制会把一切另类的东西无情筛选掉。这意味着，完全遵循个人的价值标准，将会面临被完全标准化的教育晋升制度抛弃的风险。如果把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革命性科学家放在今天，都可能被郑人买履式的评价标准直接剔除出科技共同体，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这类平民家庭出身的科学家，可能更无法获得发出学术声音的机会。

第二，当下的科学研究环境需要执行者而非革命者。从人才的需求方面来看，当今的科学研究可能根本不需要独立从事研究的人员，而是需要服从于共同体的成员。《天才科学家已经消失》的作者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16]担心，现在和未来的科学可能不会再出现类似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型人物，因为如今任何的一门科学所包含的问题都是极其庞大的，难以由单个科学家独立完成；科学革命出现的难度几何级数的增长。一则，现在的科学大多并未进入库恩所说的危机状态，更多是对之前大问题“遗业”的完善。二则，大科学时代科技的突破对外界条件的依赖越发严重，如引力波的发现，就需要特殊仪器设备（“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简称LIGO），要知道引力波概念早在100年前的1916年就被爱因斯坦提出来，直到2015年12月份才被观测到。个人才能在大科学时代的诸多条件丛林中被稀释与掩盖，至少光芒不如小科学时代，这已是当今科学界的普遍症候。

第三，绩效主义与短期评价无情消耗人才的潜力。当下中国科技界盛行绩效主义（performancism），其核心前提就是所有的绩效（行为）都可以得到清晰的量化评估，然后利用短期评价的管理模式把绩效与奖惩挂钩，这种管理模式简单、干脆、直接，作为个体的革命性科学家在这种氛围下也不得不被迫加入这个游戏，否则无法生存，这就导致他的宝贵智力泉水在一次次的释放中被无情耗干。试想当年达尔文环球航行（1831-1836）回来后，要等到积累23年后的1859年他才出版了那本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再比如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自1962年来到哈佛大学，在宽松的环境下十年磨一剑，终于在1971年出版了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正义论》。小到个人大到科技团队（科技公司）概莫能外，我们熟知的波士顿动力创始人马克•雷伯特（Marc Raibert，1949-），为了提升与完善机器人的性能竟有耐心坚持40年之久，没有这漫长时间的积累与集中释放，哪有今天的机器人奇迹。试想，如果也按照我们当下普遍运行的考评机制：年年小考评，三年聘期大考评，这些人还能完成这些伟大的成就吗？

乐观地说，虽然INTJ型人格不适合在科学合作的环境下生存，因为他们大多习惯独自思考，更不擅长社交，但只要社会环境足够宽松包容，让一些INTJ型人格的科学家能够侥幸通过严苛的选拔进入科学共同体，他们可能在团队中形单影只或者异于他人，但只要他们能够凭借智慧拿出足够令人信服的成果，相信他们仍可获得科学界的足够尊重，如陈景润。

4 启示与建议

中国正处于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亟需各种类型领军型科学家和革命性科学家，当下那些能够产生革命性成果的科学家正在快速消失的危机正在显现。因此，要充分利用INTJ性格特征及时发现这些可能具有颠覆性性格的科学家，并为他们的成长营造宽松友好的生态环境；在科研生态上要改变千人一面的僵化评价体系，避免科研走向“撷取低处的果实”，为科研者从事艰深研究提供生存空间。于教育层面，改革教育筛选人才的标准，以多样化模式评价、培养出具有革命性科学家潜质的科研种子；于科研层面，不唯数量论英雄，为科研者营造足够宽松的研发环境，尤其采取多层次资助方式，将一部分的科研基金用于资助看似“不入流”却有创新性的研究。

本文结论很明确，但在方法论层面仍存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本文基于MBTI的标准，但却无法获得直接的测试结果，只能沿用荣格的分析方法，从科学家生平来分析他们的人格。此外，该方法本身也充满争议。反对者主张MBTI量表存在缺乏划分的证据[17]、实用性上存在缺陷[18]缺乏客观性[19]等问题。这可能与荣格一开始对于标准的界定就不清晰有关，再者，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性格也会随着时间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故很难给一个人贴上不变的标签。其二，本文主要分析的科学家本身就可能与众不同。碍于篇幅限制，本文挑选出的四位都是历史上极富盛名的科学家，是天才型的人物，由他们得出的研究结论能否代表大多数科学家尚未可知。革命性科学家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的，至于INTJ性格特质与科学研究活动的内在关系仍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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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跋】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INTJ型人格），写于2022年，现发表在《中国科技人才》2023（2），该杂志社编辑超级负责，文章来来回回修改了无数遍，这种敬业精神值得点赞。说点感想，李双博士对于科研的热情令我印象深刻，本文编辑武老师是非常认真的人，对文章中的每一个文献，不确定的表达都要来微信核实、探究一番，就这样几个月下来微信积攒了很长的交流过程，这是我们小组第一次投稿这本杂志，与武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越发觉得写文章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从选题、收集材料、撰写、修改、投稿，返修，这一路折腾下来其实已经身心疲惫，如果最后能发表也就认了，还有很多文章到最后就落得无疾而终，那些沉没成本实在不忍回顾。这年月，哪个行当都不容易啊！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3-5-17凌晨于南方临屏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