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奖获得者的文化背景看文化与人才成长

李侠 谷昭逸

最近十余年在研究人才问题时总是隐约感觉到一个现象：人才的成长与其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进步的文化环境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反之亦然。诚如中国古人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导致这一结果的背后原因就是文化环境的差异。为了证实这个猜想，我们利用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仅限三项自然科学奖）的文化背景来验证我们的猜想，由于获奖者个人宗教信仰的信息无法获得，我们只能根据获奖者所属国家的主要宗教信仰取向作为其文化背景，这样处理虽然精确性会出现一些偏差，但总体情况不会变。为此，我们先从分学科信息来看文化对于人才的影响，这样处理还想解决一个潜在的问题：文化是否对不同学科的发展有不同的影响，如果结论是否定的，那么就会有力地支撑文化生态决定人才成长的命题。为此，我们先从物理学奖、化学奖再到生理学或医学奖分别论述，具体见下图：

图1：1901-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国籍分布

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后，传统基督教按范式变化的程度大体可以划分为如下三类：天主教（主要分布在中欧、南欧）、东正教（分布在东欧）与新教（分布在西欧与北欧），根据相应国家信奉宗教的总体情况细分，信奉新教（包括清教）的国家大体包括如下一些国家，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加拿大、丹麦、爱尔兰、澳大利亚、荷兰等，从图1可以看出，在诺贝尔物理学奖总数219人中，广义的新教国家的获得者占比为：86.8%（190/219），由此可与看出，在物理学领域，新教文化有利于物理学人才的成长。

图2：1901-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国籍分布

根据图2，在诺贝尔化学奖的188名获得者中，信奉新教的获得者占比为88.3%（166/188），同样，新教对于化学领域人才的成长具有强大的支持作用。

图3：1901-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国籍分布

根据图3，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224名获得者中，来自新教国家的获奖者占比为：86.2%（193/224），再次证明，新教对于生理学或医学人才的成长同样具有支持作用。

从上述三个分项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诺贝尔奖得主的国籍分布大多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与瑞典等国家，这些国家的主要文化特点就是以基督教改革后的新教（路德宗）以及稍后出现的清教占主导地位，而且新教对于自然科学的支持是无差异的。由此，我们自然会想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命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新教的兴起直接促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由于清教是对新教的再次改革，后来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这个基础上直接证明，清教的兴起促成了英国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波义尔、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都是信奉清教的。在最初欧洲接受新教改革的国家主要有：德国、英国、法国、瑞士、以及北欧五国等，由于殖民扩张等原因，清教文化出现了跨洋的大范围扩散，后来出现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属于清教文化主导的国家。相反，以意大利为代表的罗马天主教类型的国家、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正教类型的国家等，这些传统基督教文化主导的国家其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相比于新教文化主导的国家而言数量严重偏少。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新教文化有利于科学与人才的成长，如果考虑到清教是对新教的再次改革，那么，以美国为代表的清教的表现就比新教更好。图4是把上述三张图汇总而成的，更能从宏观上反映这种文化变迁对于人才成长的主导作用。

图4：1901-2021年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国籍分布

据我们统计，1901—2021年诺贝尔三大科学奖共产生631名获得者，属于新教文化的国家的获奖者占比接近90%（562/631），这一结论对于我们的猜想是一个直接的支持。

现在的问题是，新教是如何促成人才的成长的呢？我们认为一种文化影响人才的成长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其一，从宏观层面来说，一种新的文化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普遍的信任体系。在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看来，信任体系能够形成社会资本，而丰富的社会资本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开展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道理很简单，从人际信任到系统信任的每一次拓展都将为人的活动提供更大的自由与空间。其二，在微观层面。文化是塑造个体世界观的主要材料。先进文化与退化文化所塑造的世界观是完全不一样，前者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而后者则不能。诚如默顿所言：清教的思想情操和信仰激起了合理的不倦的勤奋，从而有助于经济上的成功。相同的结论也同样可以应用于清教与科学之间的那种密切关系。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讲，清教主义和科学最为气味相投，因为在清教伦理中居十分显著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实质。这种文化的实质就是以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价值观为核心的。这就是为什么诺奖获得者大多是来自新教国家的原因所在。

如果上述因果关系成立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如果文化范式不能升级，那么人才成长的生态环境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由此自然会出现创新型人才供给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现象，这就带来改造传统文化需要面临更大的阻力。传统文化覆盖的深度与广度越严重，改变的难度就越大、成本就越高，因为这会破坏传统文化滋养下的群体的观念舒适区，此时没有多少人愿意承受文化变革带来的变更成本。这也就是人类社会中文化变革缓慢与艰难的深层原因所在。

正如美国技术专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所言：一旦一个群体达到某种程度的文化水平，其生活就容易再度落入一种静止的和重复的模式，只是在应对外来压力时才进行改变。这种文化停滞现象是所有文化共有的现象，也是文化生命周期律的自然体现。大体来说，一旦文化进入到停滞期，此时文化的生产力功能锐减，保守主义盛行，创新的生态环境严重退化，此时的人才类型大多是传统的阐释者而非创新者。如果缺乏外部的有力冲击，此种文化将出现严重的路径锁定（lock in）现象，路径锁定是比路径依赖更为严重的文化生态退化现象。美国经济学家斯坦•列伯维茨（Stan Liebowitz）认为，路径依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阶路径（First-degree）依赖是一种跨期关系的简单断言，没有隐含的低效率声明。二阶路径（second-degree）依赖规定跨期效应传播误差。三阶路径（Third-degree）依赖不仅要求跨期效应传播误差，而且要求误差是可以避免的。三阶路径依赖是由对某些选择的持续坚持而导致的动态市场失败。在列伯维茨看来，一些公司之所以迷恋陈旧的技术，是因为当旧技术的平均可变成本低于新技术的平均总成本时，拥有该类固定资产的公司将继续使用劣质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旧公司可能会被视为“锁定”在这种性能较差但仍具盈利能力的技术上，由此表现出一阶路径依赖现象。单纯的一阶路径依赖不见得就是坏事，如勤劳肯干的观念，问题是多重的一阶路径依赖之间的相互联系就会产生意料不到的路径锁定现象，这才是文化变迁经常呈现缓慢与失败的根源所在。

回到文化话题上，文化变革之所以如此艰难，就是因为虽然老的文化范式已经被证明是落后的，但是其仍能在社会领域发挥一些凝聚作用，这对于大多数风险厌恶型的人而言，老文化虽然收益低，但是它的后果是明确的，反之，新文化带来的收益则是不确定（人类没有相关的经验），而付出的学习/适应成本则很高，导致接受新文化在世俗的计算主义视角下则是不经济的。但是，无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早已证明：新文化范式取代旧文化范式是大势所趋，不论你喜欢与否，唯一不同的只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而已，只要回顾一下19世纪末汽车代替马车的文化变迁之路，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两点：先进性的代价与对新文化的态度。我们回顾近代科学的四百年，同样可以看出，近代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次次的文化变迁中，造就了无数引发科学革命的科学精英，作为对比，我们的明清两朝（1368-1912）历时544年，竟然没有出现几个影响世界的伟大科学家，如此可以清晰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是一种严重退化的文化，其生产力功能严重不足，包括人才的培养，其仅剩下低效度的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因此，只有改变传统文化人才的涌现才会出现繁荣的局面，否则是断无可能的。这也是笔者近年来一直锲而不舍地推广科学文化的原因所在。

文化变革对人才成长与科技发展的作用归纳下来无非三点：首先，新文化范式能够塑造新的世界观。对于人才成长而言，新文化能够提供一套新的看世界的视角，他能看到老的范式所无法看到的现象；其次，基于新的文化范式能够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社会秩序往往能带来人的解放与自由范围的扩大，这为行动提供了潜在的空间；第三，新文化范式能够扩大人际信任与系统信任的信任半径，尤其是群体间的信任。一个社会的信任半径的扩大，能够有效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人才与市场的成长。

文化的进化从来都是通过从点到面的扩散来实现的，它遵循的原则就是哈耶克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在人类无数次的试错过程中，那些最具活力的文化自然会随着信奉者群体的繁荣而走到人类社会的舞台中央。对于中国而言，这个文化变迁的逻辑起点必然是在那些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少数城市，然后向外扩散。这个发展模式也符合中国这个历史悠久而文化已经深陷路径锁定状态的国家的文化变革之旅。

  英国科技史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1958-）曾指出：创新通常出现在城市中。相对而言，城市是各种资源要素最为丰富的地方，这种资源集聚现象带来两个结果：其一，资源要素集聚带来要素价格的降低与市场的扩大。从而为创新与人才成长留出更大的利润空间与发展机遇；其二，资源要素的集聚会带来资源要素的多种组合，从而在实践层面产生更多的试错机会并筛选出最优组合。在这些复杂的组合中人才与创新都会涌现出来。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一切都是在市场中自然发生的，供需不平衡带来的价格变动会让要素在市场中重新配置，从而实现供需的再次平衡。如果在此过程中发现人才不足，那么市场会以高价让人才从其他地方流入市场或者加快人才培养，以此解决市场的短缺。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比人才重要。而市场又是建立在文化土壤上的，因此，文化的变革不仅仅对于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它甚至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至关重要。

【博主跋】这是前些日子写的一篇小文章，现在这篇小文章发表在三思派微信公众号上（2022-7-13），谢谢李辉博士，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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