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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何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提学徒制
霍佳鑫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 200240)
摘要:面对全球新一轮“再工业化”趋势,美中两国都面临着制造业人力资源短缺的情况。为此,新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重提学徒制,其核心主旨有两个:一是提高就业率稳定社会,另一个是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学徒制作为一种传统知识传递模式,可以最大限度上挖掘难言知识,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知识库存,在工业化时代,知识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这一功能仍然有效,这也是学徒制存在的内在基础。借鉴美国做法,中国也应该加快学徒制的制度化建设,使之成为整个人才培养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从而助推产业结构升级。
关键词:学徒制;知识传递;难言知识;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工业作为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其当前呈现的特点是直接从事产品制造的一线工人以及辅助职能的员工数量正逐渐减少,而机器硬件的重要性在稳步提升。可见“工业4.0”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面对新一轮全球“再工业化”浪潮,先进制造业成为新“舞台”,几大经济体都在积极布局。作为世界两大主要制造业基地,中美两国目前面临相同的重大挑战:制造业人力资源短缺的情况即结构性人才缺口问题凸显。这一问题在短期内很难解决,如何找到破解之道,已成各国人力资源管理与决策部门的首要问题,为此,不妨看看美国是如何在新技术时代解决人力资源短缺问题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通过对美国做法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美国学徒制的缘起与困境
学徒顾名思义,即一个师傅通过传授手艺、提供食物、住宿等方式换取以低廉的工资雇佣年轻人为自己工作的形式。学徒制(apprenticeship)则源自工业革命前期的一种传统人才培养机制,起源于中世纪行业公会的学徒制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彼时,工匠们成立公会用于保护匠人和技艺,作为成员的工匠们制定了学徒制培训指南。因而在欧洲早期已经形成了手工业和技术行业中的学徒制文化。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工作为基础的培训理念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跟随时代发展的学徒制进入现代阶段。现代学徒制是将现代教育与传统学徒制融合起来,打通了职业生涯培训链路,因此世界主要工业国家都将其作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如今,现代学徒制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与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对学徒制的定义是:“‘学徒制’是包含带薪工作和教育或培训的一种组织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个人获得职场知识和技能。”[1]美国现有的学徒制项目包括:“美国劳工部管理的注册学徒制、青年学徒制、产业认可的学徒制、教育部管理的高中STEM职业与技术教育学徒制路径项目和美国社区大学协会管理的社区学院学徒制的拓展项目。”[2]
纵观美国学徒制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模仿英国时期,在此之前,美国的学徒制是在不受政府管控的情况下发展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1642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通过一项综合性的学徒制法规:向儿童提供在教育与劳动方面的培训。”[3]这部法案明确了将技能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以确保所有学徒可以成为社会上年富力强的劳动力资源。在工业革命之前,学徒制是个人准备进入社会从事生产性职业的主要途径。
第二阶段是自主探索时期,19世纪以工厂、机器、技术和效率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要求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传递知识和技能,随之而来是个人受教育方式的转变。学校和职业教育开始逐渐取代传统学徒制这种效率较低而且培养过程缓慢的知识传递模式。但由于20世纪初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数比例较低,学徒制仍然在知识传递环节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1911年威斯康星州通过了第一份学徒法,随后在1917年又通过了《职业教育法案》(The Smith–Hughes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ct of 1917)。
第三阶段,制度化时期。美国于1937年出台的旨在保护学徒安全和免受剥削的《国家学徒法案》(The National Apprenticeship Act,又称The Fitzgerald Act),为美国的学徒制建制化奠定了基础。此后美国正式建立起了“注册学徒制”体系,并受到美国劳工部和各州的监管,开启了具有美国特点的学徒制。“注册学徒制与社区学院、四年制大学及职业培训共同成为美国人才培养的四种主要机制和模式。”[4]
如今美国的学徒制在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更新相匹配的过程中也历经几次改革并呈现出如下特点:政府推动,激发市场活力,立足传统工业,同时根据自身高科技优势着力将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紧密相连,并且不断创新培训模式,通过多方监管对培养的学徒进行质量管控。“作为职业教育的一种表现形式,注册学徒制在增强劳动者从业技能、拓展就业渠道和职业上升空间,降低企业招聘成本、保障劳动安全、提高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以及改善投资环境、破解就业难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成为美国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手段。”[5]
不过美国由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奉行“去工业化”的理念,带来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导致其对学徒制的体系构建与实践规模相较欧洲等其他工业化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学徒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占比仅为0.2%,远远少于英国的1.8%、澳大利亚3.7%的占比。”[6]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的学徒制发展可以说差强人意,如果学徒在美国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达到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达到的平均水平,美国将需要400多万名学徒,约为目前注册学徒人数的9倍。
美国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大规模发展学徒制可以归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美国把生产制造链条分解,只把高附加值环节留在美国,而中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则通过外包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导致制造业企业就业比重降低,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对其投入不重视。“美国政府对学徒的资助一直很少,通常每个学徒每年不到100美元。”[7]与此同时,“2008-2009年,两年制公立大学每位全日制同等学历的学生每年投入约16000美元。”[8]换言之,资金的投入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其重视的程度。其次,不论是联邦政府或是州政府对学徒制都缺乏一个顶层规划,在奥巴马上任之前,指导美国学徒制度的联邦政府文件与法律屈指可数,美国政府对学徒制的边缘化程度可见一斑。第三,既然政府重视程度不高,就导致了其影响力有限,除了诸如工业建筑等传统产业之外,新兴企业很难接触到学徒制的相关信息。第四,申请学徒制的繁复性,对学徒的投入与收益不匹配等原因,也导致了企业对学徒制的接受意愿不强。第五,由于美国20世纪的教育改革,公众对职业教育有抵触情绪,不愿意孩子早早进入职业岗位。
由此不难看出,对美国而言,学徒制的潜力尚未完全发挥,特朗普执政期间的政策刺激只是对该项制度增加更重的“筹码”而已,仍有许多问题在阻碍学徒制的有效运行与培养效率,这些问题不是以单一形式存在,而是与诸多社会制度栅栏与认知交互影响,涉及到制度、经济、教育、劳动力等方方面面,离发挥预期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美国重提学徒制的必要性
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失业率大幅攀升,结构性失业严重,在“2009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乔治敦大学演讲中首次提出,将重振制造业作为美国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并将其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重申制造业对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高效的创新战略和计划以促进美国高端制造业发展,拓宽就业模式,扭转制造业下降带来的社会成本以及其他负面效应。”[9]基于这个目的,历经几年布局签署一系列诸如劳动力培训方案等行政法案之后,于2014年7月召开首次白宫学徒峰会,标志着奥巴马政府正式在全美启动学徒制教育,也意味着学徒制成为美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一环。2018年,时任总统特朗普的学徒扩展工作组提出了一项行业认可的学徒计划。众议院则在2021年通过《国家学徒法案》(The National Apprenticeship Act of 2021),此法案获得通过表明两党对学徒制的支持。在两位总统和国会的支持下,行业领域的转变拓展成为重提学徒制的一大特点。“学徒专业从2016的电工、管工、木匠、建筑工等转向2017到2020年的先进制造、信息技术、医疗保健等领域。产业认可的学徒制项目和社区学院学徒制扩展项目共同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正是美国政府把学徒制作为其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战略布局的体现。”[2]。但现有体系的结构性弱点限制了学徒制的规模,也远低于其改变生活和加强经济活力的预期。
从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重振先进制造业”到特朗普政府喊出让制造业重返美国的口号。学徒制因其具有直接支撑制造业的潜在功能,而被美国两党同时接受。这种支持一方面反映两党对制造业与学徒制之间关系认知的共识,并希望通过行政及立法的方式强化学徒制;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资金的投入上。“2017—2019财年,政府拨款分别为9500万美元、1.45亿美元、1.6亿美元。”[10]当前美国将先进制造业与人工智能融合,以期“来弥合制造业生态体系空心化所导致的创新体系的缺口,牢牢掌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高端,重塑美国先进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和竞争优势。”[11]因此,在奥巴马时期发布的《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Economy)文件中已经提到了人工智能计划下的学徒制培训计划,而在特朗普执政期,自2018年发布名为《美国人民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后,多份政策文件中针对人工智能制定了相应的学徒培训计划。可见,美国此次重提学徒制主要有一个核心,两大目标,三个层次,如图1所示,一个核心就是稳定社会,解决当下矛盾。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激发社会活力,另一个则是改变结构性失业情况。三个层次则是具体实践情况,学徒制针对服务业和制造业提升就业率,给予年轻人机会,改变现有教育理念,从而适应更广泛的社会需要,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以此为包括先进制造业在内的不同经济模式提供研发、辅助、支持等的人力资源供给,重回制造业强国地位。虽然制造业的趋势是工厂自动化,工人绝对数量减少,但制造业作为国家发展的稳定器,将高附加值产业留在国内,一方面可以吸收全球资本,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中产规模,从而带动服务业发展,拓展出更多的岗位。更深层次则是通过增加中产规模,提升人才储备,同时有足够的资本去激励创新,不断寻求理念、技术突破,使美国持续领先。
图1:美国重提学徒制的目的
学徒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既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工人技能,又满足了企业雇主的需求。虽然学徒制对于企业而言是一项成本,但数据显示这是值得投资的项目。对于学徒而言,“学徒在培训期间不会影响收入,而且长期收入超过了社区大学毕业生的收益。”[12]与此同时“非经济结果更难以量化,来自欧洲的研究表明,职业教育总体上与自尊、自信、健康、工作满意度乃至公民参与度呈正相关。”[13]对企业而言学徒制会提高企业生产率,员工留存率也会更高,并且降低招聘和培训成本,减少员工操作错误带来的损失,以及弥补技术工人短缺的隐形成本。同时“学徒制的另一个好处是增加了创新机会,因为学徒可以更深刻理解他们所做工作背后的规律,使得他们更加擅长解决问题,并且适应新技术能力更快。”[14] “国际研究表明,在学徒身上每花费1美元,雇主平均可以获得1.47美元的回报。”[15]此外,“对华盛顿州劳动力培训结果研究发现,学徒提高了参与者未来应缴纳税额,对于纳税人而言,每花费1美元,纳税人将会收获23美元的回报。”[16]而对于“社区大学而言,纳税人相同投入,只能获得3美元回报。对于联邦政府而言,在学徒制每投入1美元,将会获得27美元的回报,可见学徒制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劳动力培训方式。”[17]
当前美国政府已经搭建了关于学徒制的发展框架,但具体改革内容尚未完成。传统的学徒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产业格局,需要新的学徒制模式。首先从教育与文化角度来看,不论是正规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对学徒制产生了许多掣肘,对这一由企业主导的培训模式影响很大。美国教育现在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高等教育学费逐年攀升,影响知识传递规模的持续扩大;同时教授的内容与产业需求脱钩,难以为制造业提供充足且熟练的劳动力资源。二是职业教育的弊端,由于劳动力没有得到足够的培训而难以应聘现有和新创造的就业岗位。换言之“未来的工作要求人具有具体的技能,即技术知识、问题解决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组合,以及诸如毅力、协作和移情能力等软技能。”[18]但是目前很多美国工人尚不具备这种能力。贝尔纳预见性地指出在大学教育中与产业界接触最为紧密的工程学科面临尴尬局面:“一般认为,工程师所需要的是技术训练,深入学习工程学的基本原理对于技术训练并不适宜,可是另一方面,工程系很少配备有足够的算得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可供学生们取得实际工业生产经验之用。”[19]而扩大和促进学徒制,提供有偿的在职教育和有价值的技能培训,改革低效的教育和劳动力发展计划,将有助于美国工人适应当今快速变化的经济,以此推进教育理念的改变,引导公众改变对制造业的偏见。“事实上,工人的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诸如沟通、合作、有效分配资源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责任心等职业能力和技能,需要注意的是,企业通常更喜欢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员工,而不是具有学士学位的新人。”[2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推进,三种产业结构形态边界愈发具有弹性,变得模糊。国家教育以及培训计划也需要随之改变,以使公众为新经济和新兴产业做好准备。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人力资源的支持,需要具有多学科知识组合的素质,各种知识的灵活运用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时代进一步智能化的驱动力。至此,学徒制这种传统知识传递的范式在新时代被再次激活,那么学徒制这种知识传递范式是如何与新时代的知识传递范式相契合的呢?它的具体操作路径又是怎样的呢?
三、学徒制知识传递路径解析
学徒制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知识传递模式,在中世纪后期已经出现,那时老员工基于对日常经验的技术、技巧、行为规范等知识的积累,并通过无数次的生产实践的操作最后内化为个人的经验知识,这些知识很多难以形式化,因而新员工需要亲自跟随老员工在生产中习得这些知识。在理论知识匮乏,主要以经验知识为主的时代,这种模式是知识传递与传承的最有效方式。经验知识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无法形式化(编码),只能以亲历来获得,这就是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所谓的“难言知识(tacit knowledge)”(又称默会知识)的特点。如果知识的构成形式是:知识=明言知识+难言知识,那么,随着社会进步与学科的日益成熟,知识构成的结构将会发生变化,即明言知识的比例将增加,而难言知识的比例将减少,这种知识结构适合于大规模推广与传播,但是难言知识仍然存在,这部分知识仍需要亲历亲为才能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在当下,要解决难言知识的传递问题,学徒制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一个忽视难言知识的社会必将造成知识的损耗与创新能力的弱化。
目前“产业集群经济已经取代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挖掘更深层次的知识,完善知识体系,构建知识驱动型经济已成为一种新趋势。难言知识的优势在这些知识体系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1]对现有技术知识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内在仍有很多内容是属于难言知识范畴的,这部分知识很难编码或者形式化。而且迄今为止,对技能、技巧的研究都证明了这点。如何将难言知识外显化成为知识管理的重要议题,在工业化进程中,尤其是涉及到人工智能后,更凸显了个体能力的复杂性与机器特定功能释放之间的矛盾,换言之,是人类积攒下的难言知识与机器可表达的显性知识之间的匹配与协调问题。难言知识的存在是人类在理解技术时产生的新知识,这些新知识与新技术之间是协调的,从而可以最大限度释放新技术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的是智能工人,而传统的教育模式是无法培养具有丰富难言知识的智能工人的。学徒制的推广可以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在收获难言知识方面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名学徒在成为专家的过程中,需要在学校不断学习专业知识,以此获得充分的明言知识,但是“专业知识中的实践性知识、情境性知识等无法明言只可意会的知识,必须通过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的训练、体验、浸润而获得,这种习得便是一种默会的习得。”[22]如图2所示,展示出学徒制的优势:学徒在初期由于具有明言知识和较少的难言知识,即知识1=明言知识1+难言知识1,此时,难言知识1很少,导致其实际操作能力很差,无法上手,学徒总体能力位于行业能力基准线以下,此时,与平均能力基准线之间存在一定的能力梯度差。通过跟随师傅不断学习,逐渐掌握了难言知识并且激活静态的明言知识,呈现出融会贯通的能力提升现象,此时,其能力将超过行业平均能力基准线,从而对于新技术潜能的释放起到推动作用。由此,学徒制所蕴含的难言知识在传递中展现两层含义:一是技能传递的亲历性,二是塑造习得者的行动逻辑。难言知识的外显化,在实际生活中,“技术知识的实践性与‘默会性’,要求技术知识的习得与发展重在实践体验,要求在‘做中学’、在‘学中做’。”[23]至于行动逻辑,是因为师傅们大部分需要亲身传授其所掌握的该领域的复杂运行规则、程序与禁忌。在学徒制模式下的知识传递中,不仅有技能的传授,还有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以及对规范、价值观等的建立。
图2:学徒制知识转化示意图
“尽管隐性技能知识是属于行动者的个人知识,并且在职业行动过程中以个体行为体现,但其仍是职业知识的构成部分,能够部分转化为显性的职业技术知识。”[24]而当前的学徒制则是尽可能去拆解复杂的难言知识,一方面通过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将知识传递下去,丰富企业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这种传授模式将会通过深度学习作为人工智能学习的基础模板。学徒制暗含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难言知识,其“具有高度的嵌入性,需要通过行为主体之间多次交互式作用后才可以被对方所理解,这意味着默会性知识必须借助强联系才得以传递。有证据表明强联系导致了更多的知识交流,强联系更可能花费精力以确保一个知识搜寻者充分理解并且能够进行使用新获得的知识。”[25]另一种则是依靠文字,甚至多媒体记录下来的明言知识,是一种编码化的知识。在明言知识获得途径趋同的背景下,挖掘难言知识一旦成功就会极大增加整个社会的知识储量,并且提升社会的创新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都存在知识的损耗和变异。因此,在学徒制这种知识传递模式下,虽然在短时间内不会感受到知识库存的显著变化,但长期来看却是整个社会能力提升的重要手段。
“在现代技术的世界的形成之中,下列三个因素是不可分割的:自然科学、发明精神和劳动组织”[26]三个要素相互独立又互相影响,任何一项改变都有可能造成技术的突破。美国重提学徒制,不仅是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更是探寻人类向机器传递知识与能力的途径。试图由此在技术层面打破人工智能的发展瓶颈,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领先地位。对学徒制的启用,可以看作是对目前劳动组织的一次改变,通过制度安排,打通知识传递在生产端的最后一公里现象。
四、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在知识传递链条上,中国与美国面临着基本相同的境况:“理论与实践脱节造成的毕业生与劳动力需求不相匹配从而引发‘结构性’失业现象”,[27]这种人力资源结构难以支撑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的发展。中国的学徒制作为职业教育的一部分同样遭遇诸多困难,从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资金支持到学校、企业的认同,以及亚文化的营造等都存在着制约学徒制发展的因素。
当前国家已经意识到“现代学徒制是深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有效制度。”[28]因此自2014年开启了试点工作,中国的学徒制被重新提及,一时间也出现了诸如“挖人的外部性、学徒的廉价化、师傅的替代忧虑、校企中间的割裂”[29]等新问题。新世纪以来,美国在解决学徒制问题上的策略可供中国借鉴,除了在宏观层面国家给予政策与财政支持外,在具体构建学徒制的体系上,下面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建立公认的职业标准,形成一套可行的评估体系,并且随着实际的需求而不断调整。第二,鼓励企业直接组织学徒制,同时为企业发放补贴,并且建立一套高效的国家和企业都可查询的学徒培训进度系统。第三,为选择学徒或者对学徒感兴趣的公众,提供咨询并且建立一套筛选标准,以确保他们能够在其工作领域发挥出最大效用,鼓励高中后期的年轻人开始学徒制的学习。第四,创设学徒制品牌,确保学徒制项目的质量,提升学徒制的公信力,并且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公众对学徒制的接受度。总之,虽然存在种种障碍,但是建立一套完整的被公众广泛认可的国家学徒制体系,让学徒制成为受社会尊重的体面的职业晋升通道,是当下的紧迫任务。结合中国的文化特点,构建中国的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以此与高等教育形成协同效应,服务国家产业升级与转型的战略需求。
为此,针对学徒制提出两种人才培养模式:市场牵引模式与技术推进模式(如下图),前者关注当下的人才培养,后者关注未来的人才需求。关于前者,其具体难点在于分解市场牵引模式的内涵,它包含三项内容:市场偏好的挖掘、需求规模的测算与人才需求层次的定位,只有把这些内容厘清了,人才培养的市场牵引模式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关于后者,分解技术推进模式的内涵,它包含三项内容:技术趋势的预测,未来市场规模的测算与人才转轨机制的设立,即使为未来培养的人才也要能很好地满足当下的人才需求,而不是无法兼容地坐等未来的到来。在两种培养模式之间还存在一种转轨机制,这样就避免了人才培养中出现的“堰塞湖”现象,从而使两种人才的规模处于可调控状态,兼顾当下与未来的平衡。这样既满足了当下行业的需求,又充分考虑到未来人才的培养,从而避免人才供给出现波动所带来的浪费与社会震荡。
图3:中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多年形成的“纯学校”方式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与当下的社会发展契合度严重偏低,理念落后,导致其人才培养的认同度比较低,这是亟需加快转变的,否则众多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的生存将面临严重挑战。另外,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也严重不足,从而限制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学徒制作为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基础逻辑,需要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要清醒认识到学徒制在新时代仍是人才培养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事关产业有序运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性环节,作为人才链条的最大一端,要想获得职业晋升必须经过学徒制这一门槛,只有这样,学徒制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否则学徒制的设想将沦落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窘境,产业面临的末端人才缺口就始终成为无法填补的鸿沟。
五、结语
由数字技术引领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制造了新的“专业技能工作缺口”,学徒制不仅是对企业人力资源的补充,更是对人类难言知识的主动挖掘,以此拯救被埋没的知识,这也是国际竞争精细化时代的必然趋势。因此,美国重视学徒制并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对产业发展颇具前瞻性的深刻洞见。从宏观层面来看,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下,对于中国而言,捍卫制造业的强国地位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从中观层面来说,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的有益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学徒制可以助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大国制造、工匠精神等的提出无一不是为此布局。在微观层面,通过学徒制改变我国产品质量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从生产端提升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另外,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环节,以往过于重视高端人才队伍建设,恰恰忽略了处于知识链条末端的产业人才队伍的培养,因此,激活学徒制也是提升制造业短板的关键举措,这也是应对低端制造业外流,高端制造业无法扎根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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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ZX037)
作者简介:霍佳鑫,(1991—),男,河北唐山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技与社会;李侠,(1967—),男,辽宁辽阳人,教授,主要从事科技政策,科学社会学与心灵哲学研究。
【博主跋】这几年我们小组对于技术时代人的命运的话题很感兴趣,也尝试从各个点上对于该现象进行挖掘,希望能对时代浪潮下奔波的人和社会有所助益,也希望我们的热情还在。这篇文章写于2021年,折腾很久,现发在《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22(3),谢谢易显飞教授的热情推荐,也谢谢编辑部的李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2-6-8于南方临屏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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