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国内科学主义思潮的表现及特征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摘要：2020年国内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算法神器与量化自我。互联网中心主义体现了整个社会的技术乐观主义心态，算法神器，成为企业收割数据的炼金术，量化自我引发绩效主义与社会的犬儒化。为了遏制这种趋势，应该采用分布式道德，在整个技术发展链条上合理分配责任，从而构建具有社会修复功能的公共领域，使社会避免陷入非人道的退化轨道上。

关键词：互联网中心主义；算法；量化自我；绩效主义；犬儒化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识码：A

如果回顾我们在新世纪初谈论科学主义（scientism）的话题，那时多半还停留在观念思辨层面上，与真实生活还有一段距离，那么20年后的今天，科学主义早已从观念层面物化为一项项具体的技术，以更直接的方式充分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并且时刻在型塑着我们的生活。那么当下的科学主义有哪些表现形式、它们又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以及发展趋势呢？本文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维度揭示目前科学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与旨趣，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为未来的政策制定、社会治理以及人的和谐发展提供一种有益的分析视角。

一、互联网中心主义是一种新的技术乐观主义

2020年1月份，由于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1月23号武汉封城，随着疫情全国的蔓延，此时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的正常出行该如何处理？2020年2月11日，浙江省杭州市率先推出健康码模式，在填写健康信息、14天内是否接触过新冠确诊病人或疑似病人等信息后，通过审核后将产生一个颜色码，领取绿码的人员凭码通行，领取红码和黄码的人员需按规定隔离并健康打卡，满足条件后将转为绿码。2月29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推出“防疫健康信息码”，随后这个模式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客观地说，健康码的推出对于这次疫情的全面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在全国疫情控制已经取得重大胜利，这种全面采集个人信息的做法啥时候取消？至今没有定论，甚至有部门希望这种做法常态化。众所周知，健康码的推行不可避免地存在隐私泄露问题，诚如学者吴超指出的：健康码收集的数据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个人的健康数据和轨迹数据都是很敏感的数据。隐私保护当中，轨迹数据是核心保护的数据；另一个问题是保存期限。一旦这些数据泄露将给个人带来很多难以应对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些潜在后果并没有得到公众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次突然暴发的疫情，如此大规模地采集个人信息将会遇到强大的社会阻力，在互联网时代，疫情为数据的全面收集提供了合法性，当危机过过后我们还可以回到从前吗？这个现象再次印证中国公众头脑中普遍拥有互联网中心主义，这是一种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经过20余年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展现，由此在公众中形成了一种“共识”互联网是万能的，这就是最朴素的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含义。之所以把共识用引号标出，是因为人们对于互联网的意义与功能在不同的认知框架下按有不同的理解与判断，但不论差异如何大，都共同认为互联网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话说：“由资本主义驱动的自由民主仍然是城里唯一的游戏，由资本主义驱动的互联网也是如此。从逻辑上讲，它是神赐予我们的宝贵礼物，人类绝不应该抛弃它或把它搞得一团糟。因此，尽管互联网可能会颠覆一切，它自身绝不会被颠覆。它就待在这儿哪儿也不去，而我们最好惟其马首是瞻。发现它的真性情，把它的特征当做金科玉律，汲取它的经验教训，相应地重新翻修我们的世界。”【1】对于中国文化来讲，经过一百八十年（从1840算起）的被动现代化以来，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国民对于技术甚至科学的心态，历来是乐观的，这与当代欧美的文化对于科技的态度是有很大差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对于技术有着强烈的乐观主义心态。基于这种文化背景，对于互联网中国人也是本着一贯的乐观精神，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0%。【2】这组数据可以很好地支持公众对于互联网持乐观心态的判断。2020整个疫情期间基于互联网的网购、直播越发火热，各类社会热点事件也经由互联网实现了知情与共识，科、教、文、卫诸多社会关键领域更是借助于互联网摆脱疫情危机实现了有效运转。这一切都加深了互联网中心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互联网中心主义在如火如荼扩张之际，也面临一些困难与风险。首先，中国互联网的乐观主义仍然停留在表层，深层结构与互联网并不契合，导致这种美好理念只开花不结果。比如最近几年一直流行的“互联网+”，到目前为止，成功案例并不是很多，反而是带来不少问题。这个现象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基础产业与整个社会的知识结构仍然无法与互联网实现有效的对接，目前的互联网热潮仍然处于表面层次。其次，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网民数量的大幅增加对于原有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政治架构形成一种紧张与冲击。数字政治学评论家丽贝卡•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1969-）曾指出：“如若没有重大升级，我们的政治体系将继续推出与互联网不兼容的法规。”【3】社会治理的权力结构是垂直的，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权力则是水平的，这就导致原有政治体系与以互联网代表的社群体系潜在地存在冲突。要么借助于互联网倒逼治理体系的改革，这将是很痛苦的过程；要么维持原有的治理体系，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这种做法虽然可以暂时遮蔽治理模式存在的弊端，但是这种不改革的做法无疑又增加了公众与治理体系之间的矛盾。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折中的路线：即双方都让一步呢？关键是尺度难以把握，但这也是唯一可行的路径，毕竟这种变革的风险与社会阻力都是可控的。也许更严重的问题是，互联网会造成社会治理模式的全球对比与竞争，这种对比容易造成劣势的放大效应，这一切都给现代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第三，互联网无法完全实现启蒙的目的。网民群体的知识结构普遍严重偏低，根据上述《互联网发展报告》数据显示：网民中初中及以下占比59.7%（小学19.2%，初中40.5%）、高中/中专/技校占21.5%，大专以上占18.8%。客观地说，这样的知识结构无法支撑理性判断与独立思考的能力，由于盲从效应的普遍存在，互联网的价值大打折扣，从而无法助推公众形成理性思考的习惯。

二、算法神器造就企业的新炼金术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的兴起，算法崇拜已经悄然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觉中已成为新时代的炼金术。我们无法准确说出是从哪一天开始的，人脸识别已成为生活的常态，也无从查找从哪一天起，商家和平台利用我们的个人数据对我们开始实行定向推送甚至不惜采取杀熟策略。大体来说，利用数据赚钱有三个层次，最低级的是直接卖数据，这个模式在监管逐渐加强的今天，违规风险加大；中级就是对收集来的数据做结构化处理，然后卖给需要的客户；高级的就是那些互联网巨头公司利用自有数据和技术为客户提供特定数据服务，如滴滴打车、微信号等。当下所有企业/平台都在疯狂收集个人信息，这一切的背后推手皆源于最近几年算法的突飞猛进。美国科技记者卢克•多梅尔（Luke Dormehl）一语道破大数据的秘密：“在数据越积累越多以后，人们就可以利用算法程序从这些信息中寻找规律。”【4】算法之所以能在各领域畅通无阻，源于其标榜的客观、中立、科学，更有无与伦比的经济性，这三种品性使其获得一路绿灯的道德通行证。其实，算法是高度不透明的，没人知道它内部的复杂程序是如何编写的，普通人与社会之所以接受算法，源于算法具有更高的效率以及更低的成本，为了这些可见的利益，人们放弃了它是否真的是客观与中立的判断标准。普通人无法检验算法，它完全不透明、从不受外界审查（对于企业而言，以商业秘密之名拒绝审查；对于国家而言，以国家安全为名拒绝审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知道算法里预设了什么样的偏见与歧视。“从理论上讲，算法可以详细地描述应用于每个小的决定（进而形成最终的重要决定）之中的那些具体规则。但实际上，很多自动化系统都是不透明的，这个特点意味着它们可以规避审查。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设计者有时并不公开源代码，因此，用户们无法看清其中的规则，无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也不能参与决策过程，只能接受最终的结果。”【5】这就是算法在当下的真实运行状态，在绩效主义的认知框架下，算法逐渐主导了法律制度的制定。笔者曾将算法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归纳为三类：矛盾1：算法不透明VS个体越发透明；矛盾2：个体的道德敏感性低VS忽略算法小恶的累积（大概率杀熟）；矛盾3：个体追责成本高VS算法违规成本低。

算法神器的获胜，除了开发商的大力推动之外，也许公众的短视有关，轻易被算法的便捷性与经济性俘获，其实，这也是新技术获得市场认同的标准步骤。一旦获得市场普遍认同，然后技术的贪婪本性开始呈现，到那时任何个人或商家都无力扭转，这已经是新技术的常规发展路径。也许更为严重的是，通过对个体大数据的收集与挖掘，个人的隐私空间急剧缩小，与此相关的自由与民主权力也随之消失，最后整个社会呈现为一种如史蒂文•普尔所谓的“数字圆形监狱”，这个典故来自于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构想，即“这所监狱呈环形，中央是一座巨型岗楼。这种设计的目的是让囚犯感觉到他们的行动无时无刻不在监视之下。仅靠一座岗楼，就可以非常有效地规范犯人的行为，让他们不敢违规。”【6】这才是个体隐私被收集后，未来可能面临的最糟糕状态。目前算法已经向所有生活领域渗透，如用算法相亲、下棋、用算法招聘人才、甚至用算法预测并防止犯罪、以及用算法进行艺术创作等，这些远胜于人的表现，让算法进一步获得社会认同，一旦达到某个节点，在算力的加持下，算法为恶的时代的到来不是可能与否的事，而是什么时间和地点到来的事。历史经验一再告诫我们，技术的过度发展有可能带来高昂但无形的成本，到最后处理它所带来的成本，比其前期带来的收益大得多。更何况你的自由和尊严。

目前算法神器正在各行各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治理它的难度很大，前景也并不乐观。目前治理算法违规的微观路径有两条：首先，算法的设计者要具备充分的伦理知识与公共意识。毕竟算法的最初设计者对于算法的未来后果具有初始责任，遗憾的是，目前的程序员很少有这方面的知识和意识，导致从设计之初就处于伦理无意识状态，而且目前程序员被赋予了过多的决策权，而且不会受到任何审查，这就导致算法的恶具有先天性。其次，激活个体的道德阈限，提升个体的道德敏感性。通常道德阈限低的地方，个体的道德敏感性较高，从而通过社会力量约束算法从业者的责任伦理（对行为的后果负有责任）。中观路径，整个社会要有一个开放的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所有企业都将接受舆论的监督与审查。没有任何企业具有豁免权，以此遏制企业与平台的贪婪本性。宏观路径，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等制度安排，规范与算法相关企业的行为。遗憾的是，我们的监管层面在巨大的互联网企业面前呈现出的治理能力与手段都相当孱弱，目前曝光的多起互联网巨头企业的违规案例，大多没有相应的治理措施（如某互联网企业可以通过当地法院查封另一家企业的银行账户，冻结其资产），只是在舆论的约束下才有所收敛，要知道政策工具是针对此类行为的最有力的强制性工具，其表现尚且如此，那么相对弱小的舆论监督就更容易被遮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没有规则、或者规则滞后、失灵的地方，任何新技术都有演变为某些个人或者企业的炼金术的可能性。针对这种令人担忧的未来，欧盟出台《一般数据保护条例》（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并于2018年5月生效，条例的第22条规定：“欧盟公民有权质疑、反对纯粹以算法为依据做出的决策。”【7】

三、量化自我引发绩效主义与加速社会的犬儒化

所谓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原本是指一些技术爱好者基于数据崇拜心态，利用技术进行自我跟踪测量（如传感器、穿戴设备与手机等）追求关于自我的多维数据，以此实现自我的量化。随着收集数据种类的增多，其最初的含义开始发生转向，把量化与存在状态捆绑在一起。一些人开始把自我存在感与可量化的数据结合起来，以此彰显个人的价值与尊严。这种偏好迅速在精英阶层扩散，并渗透到越来越广阔的人群中，由此对自我的量化与激励政策有了很好的契合点，激励的靶标设计一定要与个体对于量化的需求相匹配。在世俗生活中所有可以量化的指标都可以变为一种激励靶标，以此衡量个体成功与否，如你有多少存款、几套房子、什么级别（或出身）等，在学术界更是看重量化指标：你发表了几篇顶级期刊论文、获得什么级别的奖励或帽子、以及有多少科研项目、是否有海外经历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把量化与存在状态进行捆绑的努力，都促成了绩效主义的盛行。按照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说法：“在这个被绩效和能力统治的社会，一切必须具备可能性、积极性和项目化的特点。”【8】这里的可能性、积极性与项目化都是可以量化的潜在指标，在量化的加持下，绩效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下的主流评价模式。十九世纪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1824-1907）的名言：无法测量，就无法改进。时至今日，这仍是绩效主义纲领的硬核与核心旨趣。2020年9月份，苏州更是大胆推出“苏城文明码”，文明码采用可以量化的积分制，这项举措一推出，就遭到全社会的批评：道德可以量化吗？谁有资格这么做？在这些质疑的声浪中，这个不道德的做法被撤回，由此，我们不难想到未来还会出现一些奇葩类的量化闹剧。

绩效主义带来了规训的革命性变化，以前的规训都是由外部强加的，而当下的绩效主义则是自我生成的。诚如韩炳哲所言：“如今的劳动主体同时既是行凶者又是受害人。比起剥削他人，自我剥削有效得多。新自由主义经济主体不能构成有共同行动能力的‘我们’。随着社会中利己主义的强化和原子化的发展，共同行动的空间已经急剧缩小，因而也就更加难以形成一股真正有能力质疑资本主义秩序的反对力量。个体弱化集体。”【9】绩效主义不但有效，而且还能让个体产生一种自由的幻觉，在量化的无数次叠加中，所有的时间都变成了工作时间，我们再也无法从工作中逃脱出来。试想自从有了电脑和网络以后，我们的工作是否变得轻松了，也许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在这种为了追求绩效而使工作无限叠加的过程中，我们会产生一种倦怠感，在韩炳哲看来，“绩效社会的倦怠感是一种孤独的疲惫，造成了彼此的孤立和疏离。这种导致分裂的倦怠感使人变得失去观看的能力，陷入沉默。只有自我占据着全部视野，这种倦怠感耗尽了我们的语言能力和心灵。它们是一种暴力，由于他们摧毁了一切共同体、集体和亲密的关系，甚至摧毁了语言本身。”【10】这种饮鸩止渴式的追求绩效之旅，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体对于公共事务的冷淡与麻木，因为筋疲力尽的人们再也没有力气逃脱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牢笼，外在世界在快速消失，或者与我何干？这种局面注定会加剧社会的犬儒化倾向，而互联网时代的犬儒化会像病毒一样快速扩散开来，它将侵蚀所与人的未来。

所谓犬儒主义，在英国学者提摩太•贝维斯（Timothy Bewes）看来就是：“现代或后现代的犬儒主义是一种忧郁的情境，它逃避世界、理性和政治，退守内心；它源自一种使客体文化负载过度价值的流行趋势——崇拜当代性，而非蔑视当代性。”【11】通俗地说，犬儒主义者就是一群活得相当精明的人，他们清醒而沉默，精于算计，基于自利原则，对于公共事物退避三舍的人。绩效主义正在快速造就整个社会的犬儒化，一旦社会的犬儒化程度达到一个极限值，那么这个社会就彻底锁定在退化的轨道上了，因为所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批判意识与反抗精神都将被消解，这是数字化时代最为暗淡的未来。

四、结语

202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由于疫情的突然来袭，让原本隐而不显的科学主义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几千万大、中、小学生同时上网课，网络办公、网上会议、网购迅速成为替代品，生活的方方面面借助于互联网的存在而摆脱停摆的命运，互联网中心主义以其杰出的表现俘获公众的信任。企业/平台在算法的加持下实现数据炼金术的华丽转身。对于个人而言，量化自我成为一种全新的科学主义表现形式，个体宁可相信数据也不相信自我，这绝非一个笑话，而是一种认知选择，但是这种倾向对于未来社会的犬儒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消解科学主义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还是要回到人类认知链条的初始点，毕竟最终还是由人的认知/行为决定技术到底是向善还是向恶的方向发展。联想到，这几年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负责任创新运动、把伦理嵌入技术的新科技伦理观等，都是强调在技术的起点处开始规范技术的发展走向。最近两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科技界破四唯/五唯的通知，其初衷也是希望借此从制度层面消解量化自我的野蛮生长，淡化绩效主义及其所带来的犬儒化对整个社会的腐蚀，希望为社会积蓄进步与创新的活力，暂且不论其可操作性和最终结果如何，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由于现代科技的复杂性，仅靠科技从业者自身的努力显然已经无法消解科学主义的野蛮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把伦理检视的范围扩大，从最初的设计者、向应用者以及公众拓展，从而形成一种全方位约束算法神器以及企业炼金术的广谱约束机制，这种做法国外叫分布式伦理，即社会的进步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单靠任何一方力量都是无法遏制这种新科学主义浪潮的，如今隐私领域的全面沦陷已是这种未来的征兆，而且这种努力，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有批判精神的公共领域的形成，这也是我们长期缺乏的，否则支撑分布式伦理的条件就是不具备的，在算法、机器学习高歌猛进的时代，在人工智能快速逼近的当下，这事关所与人的尊严与未来。

参考文献：

【1】【3】叶夫根尼•莫罗佐夫.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M】.张行舟、闾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26、27.

【2】中国网民达9.4亿！https://new.qq.com/omn/20200929/20200929A0H8KU00.html

【4】【5】【6】卢克•多梅尔.算法时代：新经济的新引擎【M】.胡小悦、钟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21、140、44.

【7】托比•沃尔什.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吗？——智能时代的人类未来【M】.闾佳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94.

【8】韩炳哲.爱欲之死【M】.宋绒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30.

【9】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M】.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22.

【10】韩炳哲.倦怠社会【M】.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55.

【11】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277.

作者简介：

李侠（1967-），博士，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研究方向：科技哲学、科技政策与科学社会学。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基于心理内容表征路径的信念修正模式研究”的资助，编号：18BZX037，特此致谢。

【博主跋】已经很多年不写关于科学主义的文章了，这是去年10月初应赵老师之邀而完成的一篇小文章，现发表在《人民论坛》2021（1）下，这是原稿，刚才编辑告知，已经刊出，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