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拥有好的文化，才会有好的科学

——科技的发展需要人文的滋养

李侠

杨叔子院士有名言：没有科技，一打就垮；没有人文，不打自垮。关于这句话的出处，笔者从网上能找到的最近出处是2016年10月杨先生接受《半月谈》采访中有这句话。但从该思想的形成来看，显然要比这个采访早很多。时至今日，不得不说杨先生对于科技与人文的关系的论述还是很深刻的，即便放到今天，这个话题也不落伍。杨先生关于科技与人文的论述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展开的，其实有这种想法和观点的人很多，重要的是谁说出来，在两种文化鸿沟日渐加深的今天，从一位科学家那里说出这句话，其分量和意义都要重要得多。对此，笔者愿意就杨先生的话题，从文化生成或者构造角度做一点拓展与挖掘性工作，以此呼应杨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知识考古学角度来讲，现代意义上的科技知识的出现是很晚近的事情（近代科技革命的产物），也是最年轻的知识类型；其次是社会科学知识，最古老的是人文知识。这个发展序列很有意思，纵观人类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知识是整个知识链条的基础，位于最底层，在此基础上，随着社会分工逐渐形成社会科学知识，位于中层，最后发展出科技知识，位于最顶层，被称作人类的智慧之花。从这个链条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演化阶段：其一，社会发展不充分，群体认知仍然停留在人文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的类型，科技知识产出能力很孱弱，世界上很多国家仍然处于这个演化阶段（前现代国家）；其二，社会发展很充分，群体认知水平较高，人文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比较匹配，科技知识的产出也比较高，这类国家就是我们所谓的发达国家。从这两组演化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如果前两者不丰富，那么科技知识就很难涌现，这与国家的历史长短无关，换言之，也许很多国家历史非常悠久，但由于封闭与排他等文化特质，群体认知框架过早固化，形成一种顽固的文化惰性，一直以超级缓慢的速度发展、甚至原地踏步，这类国家基本上难以产生新的科技知识。反之，一些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发展比较充分，导致社会形态与群体认知观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成为科技知识的重要产出源头，这一现象从世界科学中心的五次转移中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知识的产出对于区域文化的结构与发展层次的要求很苛刻。

在科技时代，科技的功能是显性的，通过各种器物的表征其效用是可见的，而人文与社科知识的功能则是隐性的，它提供了从个体认同到社会秩序的全方位安排，如同空气与水一般普通，反而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单纯地认为：发展科技只需要提供一些经费支持、安排一些相应的人，再从政策层面赋予其合法性，我们渴望的科技产出就会源源不断地产出。如果科技知识的产出真这么简单的话，那些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早就是世界科技发达国家了，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由此也揭示出：科技知识的产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过去的这些年，我们国家对于科技的重视怎么说都不为过，从科教兴国战略（1995年）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2年）的提出与实施，全社会都对此寄予厚望，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科技的实际表现仍然不是很理想，在多个科技领域仍然面临众多卡脖子式的短板，这个活生生的事例也再次提醒我们：科技的发展远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简单。纵观世界上那些科技水平比我们高的国家，抛开那些共同的人、财、物等资源性要素的投入不谈，导致差异的深层原因显然在文化的根部，换言之，文化的底层结构才是真正影响一个国家或群体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在此基础上才有科技知识的产出。

那么文化的底层结构对于科技知识的产出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把最底层的人文知识看做是个人层面的认知框架的建构，而中层的社会科学知识则属于集体层面的知识建构，它本是用来理解与协调社会行为的，这些知识通过再社会化过程，由此形成一个人的比较完整的认知框架，这套认知框架像一个模子一样嵌入我们的头脑中，我们就是用这套框架来认识世界并处理我们遭遇到的各种经验事实的，并由此产出相应的知识。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话说，这套模子相当于一个研究纲领。对于研究纲领来说，有进步的纲领和退化的纲领之分。这个由人文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组成的模子相当于研究纲领的硬核，如果构成硬核（模子）的两个要件都比较落后，那么由此形成的研究纲领也是退化的，而退化的纲领其知识的产出能力也是比较低的。这里我们可以给出三种情况：其一，即便是落后的（退化的）研究纲领也比没有研究纲领要强。没有研究纲领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效产出知识；其二，拥有进步的研究纲领的人/群体就比拥有落后研究纲领的人/群体具有了更高的知识产出能力。比如17世纪的西欧为什么比我们明末清初时表现优秀，是因为那个时候西欧完成了文艺复兴，人文知识得到大发展，其总体水准远高于我们；另外，西欧也刚经历了宗教改革以及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导致欧洲人的认知框架水准远远高于同期明清时我们的认知框架水准，由两项要素整合而形成的研究纲领，对于当时的西欧而言是进步的，由此必然带来知识产出的大爆发。相比而言我们那时的研究纲领是严重退化的，这也解释了李约瑟难题产生的内在原因。笔者曾对学生们开玩笑说：即便把伽利略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大师空投到明末清初的中国，他们也将毫无作为。因为当时我们的认知框架基准线太低，无法与其形成互动。其三，退化的研究纲领容易陷入路径依赖怪圈。群体规模越大，退化纲领的生命力越强，改革的难度也越大，从而导致习惯性的知识匮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一旦退化纲领被群体接受，那么由于规模效应，导致整体的学习成本快速降低，同时，学习新知识既要付出学习成本而且收益还不确定，还会遭遇到旧纲领带来的阻力成本，双重夹击从而阻击了文化变革的可能性，久而久之，就出现文化退化的路径依赖现象。纵观当今世界，此类现象比比皆是，诸如各种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等。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就处于这种退化纲领占优的文化氛围中，希望这种情形不要固化成路径依赖现象。

如何改变研究纲领的退化倾向呢？途径有两条：其一，激活文化底层结构的活力，或者增加高质量社会科学知识的供给；其二，最大限度上保持文化环境的开放、包容与自由。这是所有文化存活的关键条件。越是不可见的底层文化结构，其影响越深远，而且也是个人无法意识到的。毋庸讳言，人文知识在当下处境堪忧，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1929-）所指出的：随着自然科学家地位的提升，实际上，人文学者失去的自信比社会科学家还要多。与当代研究人员相比，早期的自然科学家比当代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对哲学家的沉思更为友善。这种境况在当下愈演愈烈，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的萎缩，这一趋势严重侵蚀了整个社会的认知框架的水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社会，只有拥有好的文化，才会有好的科学。试想晚清与日本几乎同时走上了改革道路，晚清的原则是“中体西用”，洋务运动采取的路径是单方向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则采取的是“脱亚入欧”的全方位改造文化底层结构的策略，到1894年的甲午海战爆发，两国的改革交卷，结果却天壤之别。

科技产出表面上看只是科技共同体努力的结果，实际则是整个社会思想活力的最终释放。要想持续改善科技知识的产出状况，既然直接进攻效果有限，不妨采取一个稍微迂回点的战略，适当增加投入，改善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与质量，一则，通过新人文知识塑造国民的新认知框架，这也是保持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基础，二则，通过社会科学知识的选择使社会结构更有序，形成有效市场需求，从而在终端促成科技产出大繁荣的局面。就如同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的“清教对英国近代科学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一种新文化会给所有人带来全新的认知框架，也能最大限度上避免群体陷入文化退化的路径依赖怪圈。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假期里写的，现发表在《学习时报》2020-9-9的A6版科技前沿栏目，这是原稿，与张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0-9-9于南方临屏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