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与后台的边界设置与科技界的表演与抵制

李侠 霍佳鑫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群体印象是群体运行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据。群体印象的形成是缓慢积累的结果，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个特定印象一方面规范群体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切入点。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群体印象在最初的设置中出现认知偏差将会对群体与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科技界前台与后台的设置及其表演

哲学家叔本华曾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只不过是演员。这句话虽然具有很多嘲讽的味道，不过却也是实情。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其中活动的每个人都被分配了相应的角色，如果想让社会变得有秩序，每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角色设定来按部就班地表演，否则这个社会将出现无序与混乱，同时我们也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演好自己的角色在任何时代都是维持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而角色功能的展现却是在各种舞台上实现的，对于舞台的理解，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曾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提出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前台，所谓前台就是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在戈夫曼看来，舞台设置往往是固定的，因此无论谁想要把一种特定的舞台设置当作表演的一部分，都只有置身于适当的设置中才能开始表演，而离开了舞台设置，表演也就随之结束了。

对于科技界而言，它的前台设置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种缓慢的累积过程。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科学家的印象（前台设置的结果）往往是：有钱的、有闲的、古板的、严谨的，他们具有聪慧的大脑，是人类的先知、魔法师或预言家，那时的前台设置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物质方面的与个体人格方面的设置。到近代，随着科学建制化的完成，科学界的前台设置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制度性规范内容，尤其突出精神层面的设置，如它把科学的目标直接指向真理。从而把科技界的宏大印象直接投射给社会，并由此形成整个社会对于科技界的刻板认知：严谨、睿智、古怪、不计功利、以大无畏的精神追求真理并造福社会。这些刻板印象又通过各种媒介传播加深了社会对于科技界前台设置的认知固化过程。从科学史上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个过程是缓慢积累的结果，它一旦形成就会规训科技界前台上表演的人群，而这种表演又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使“人格-互动-社会”之间形成正反馈。由此可见，这种前台设置的逐渐加强过程对于科技界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并非所有人类行为都发生在舞台的前台，还有很多时间和空间是处在无人关注或了解的后台区域。我们把科技共同体在不为外人所见区域内的行动模式与规范集合称作后台设置。如果说前台设置表征了个体在公共领域/社会领域的行为模式，那么后台设置则表征了个体在私人领域/社会领域的行为模式。很显然，前台的行为模式与后台的行为模式之间很有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在管理日益精细化的今天，当前台设置的行为标准远远高于后台的实际运行标准时会发生什么？比如科技界的前台一直在向整个社会呈现科学家的淡泊名利、公而忘私与废寝忘食的形象，导致这种理念与观众的预期高度匹配，从而，这种认知定势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对于科技共同体的标准认知模板。然而，由于整个知识生产流程以及操作模式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比如实验过程与模式近百年来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此时，前台的设置已经远远超前于后台的科研生产的实际运作模式，此时就会在个体内心出现两种矛盾：其一，难以达到前台设置的标准，此时如何维系整个社会对于科技界的认同，只有采取共同体共谋的形式。共同伪装成前台的标准，为了达到认知的一致性，表演者与观众共同维持了前台的形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今科技界的实际情形；其二，前台标准设置太高，直接影响科技人员（表演者）的实际生活，此时很容易出现表演崩溃现象。

近代科学自从建制化以来，它就演变为整个社会所有行业中的一种普通职业，与其它职业一样，用来养家糊口与实现抱负。科技界的从业者也不例外，他要靠这份职业谋生与获得荣誉和自豪感。此时，前台设置标准的一再拔高，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后台的实际运作。前台要求科研人员始终保持淡泊名利，心无旁骛的形象；而后台的实际生活与所有人一样，他也要通过这份职业的努力获得最大收益，从而实现养家糊口与获得承认的使命，如果一味压制后台的实际需求，就会导致整个科技共同体的集体性虚伪：表面上淡泊名利，不问世事，实际上则是精于计算，斤斤计较，导致整个行业出现认同危机。此时在前台与后台的转换之间极容易出现不一致的现象，此时表演者会竭力掩饰真实偏好，而观众则会觉得被欺骗了，从而导致对科技共同体的极度失望，甚至开始对科技共同体整体失去信任，这就是我们近二十年间遭遇到的现实（如讽刺专家无能的“砖家”一词）。戈夫曼对此曾指出：连同这些区域（前台与后台）的途径是受到严格控制的，目的在于防止观众看到后台，防止局外人涉足不是面对他们的表演。剧班成员之间是不拘礼仪的，倾向于团结一致，而且，他们共同拥有并保守那些倘若泄露便会使表演失败的秘密。科技界何尝不是如此，想想那些所谓的重大项目之所以能够在没有做出像样成果的情况下仍能通过评审，其原因就在于共同体之间对于科技后台状况的认知一致性，表演在这里得到了共同体内部的一致性庇护，这种共谋一则是对前台超高标准的抗议；二则是相互之间对于后台实际运行模式的维护。

不要让科技界“装”得太累

基于前台表演标准制定的政策往往是低效的。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关于科技界的刻板印象，其中暗含了科技共同体对于社会需求的一种主动迎合，这一趋势随着建制化的深入发展，表现越来越明显。如今的科技发展已经离不开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为了获得这些资源，科技界必须以满足社会需求作为交换的筹码，需要的资源越多，其用于交换的表演也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科学家比过去的科学家面临更大的表演崩溃的风险。

通常来讲，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关涉到相关各方的利益。具体到科技政策，其作为针对科技共同体特定人群的政策，也要合理考虑相关群体的需求。对于作为表演者的科技共同体而言，它面对的关涉人群分为两类：观众（科技管理部门）与旁观者（大众）。而这三类人群的偏好与诉求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作为表演者的科技共同体的偏好是通过表演从管理部门获得从事科研的资源与公众的承认；而作为观众的管理者，则希望科技共同体保持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印象：淡泊名利、出活听话，高效满足投入产出的标准，甚至希望用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产出；旁观者则是与科技生产无直接关系的大众，他们仅凭刻板印象来要求科技共同体的行为符合社会预期。哪一方的要求从各自的角度来看都有合理性，问题是科研是由具体的科研人员做出来的，只有他知道知识生产流程与前台表演是不完全一致的。

科技工作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职业，先抛开职业差异不谈。仅就从事科研的人员而言，他与无数职业群体一样面临同样的生存压力：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人类共性的问题与职业无关，它的解决方法与任何行业的人一样都需要用金钱来支撑。而整个社会却无限拔高标准要求科技工作者恪守淡泊名利，不问世事的原则。问题是当上面提到的那些日常生活困扰袭来的时候其如何解决呢？把某一群体置于道德高地，带来的却是个体生活的萎缩。久而久之，这种出场方式肯定会遭遇到表演崩溃的困境。遗憾的是，我们的政策制定模式往往热衷于依据这种前台的高标准来制定规范。这种政策看起来高大上，但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在两个方面会出现效率损失：其一，高标准的政策排斥了那些内心目标设定较低的人，造成政策探照灯留下大片不被关注的人群；其二，如果前台标准太高，那么后台行为就会受限，导致生活在这个政策空间内的人出现内心失衡，从而无法建立起真实的自我形象。一旦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个体会选择退出这种由扭曲的标准带来的压抑空间，而选择由后台标准确立的新自我。诚如戈夫曼所指出：当一个人的活动呈现在他人面前时，他会努力表现性地强调活动的某些方面，而活动的另外一些方面，即可能有损于他所要造成的印象的那些活动，则会被竭力抑制。显然，那些被强调的事实往往出现在前台区域；而在另一区域，后台区域则会凸现出那些被掩盖的事实。所有的后台生产活动都是相似的，也是粗糙的、忙乱的，甚至是毫无秩序的，而呈现出来的却是经过角色功能规整过的事实。就如同一幢大楼在交工前，工地上是杂乱的、零散的，但交工以后则是一幢整齐漂亮的大楼，对于科研类的探索活动，由于未知太多，很多后台的知识生产活动同样是杂乱的、争吵的、无序的，争名夺利的、甚至给人很糟糕的现象，但这就是科研的常态。当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充分揭示了科研后台的互动情形，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在《实验室生活》一书中就揭示了这种后台科研生产状况，再比如，沃森在《双螺旋》一书中，毫无顾忌地写出了他是如何与克里克一起为争夺发现的优先权而所使用的各种竞争手段。为了克服表演与行动的两张皮现象，退回到自己熟知的后台不是不道德的，而是维系自我认同与开展行动的必要措施。

由于前台与后台标准的差异，回到政策制定层面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政策制定主要依赖于前台标准，那么很容易出现道德拔高现象，这会让整个共同体成员都要按照表演标准运行，久而久之会让大家感觉“装”得很累，如果没有放松空间，为了适应表演就会出现群体性的假大空现象，这些都是表演的需要。这类政策普遍不接地气，无法真正匹配科技共同体的内在偏好与诉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不难明白，在后台人们更关注基本需要（生理的、安全的、社交的），而在前台人们则更强调高级需要（尊重的、自我实现的）。如果完全忽视后台的基本需求，那么前台的表演是无法持续的。我们常说某部电影看起来很假，就充分说明：它的前台设置与后台设置之间的距离被割裂了。毕竟，在后台工作的人员是要达到技术标准，而在前台工作的人员则是要达到表达性标准。一项政策真正应该看重的是在后台中个体作为一个特定角色的功能的激活程度，毕竟表演的功能与角色的功能是不同的，而人在角色中往往更能表现出真实的自我。在前台标准与后台标准之间存在适当的差距是应该的，从而通过较高的前台标准规范引领较低的后台标准，捍卫后台的角色功能。但是这个距离要适度，如果距离过大，后台会完全放弃前台表演而按照角色的规定去做，甚至会将低角色的功能标准；反之距离过小，前台与后台接近重合，那么，榜样与理想的力量就会失去作用。

最后根据上述的前台与后台理论，我们尝试分析一下科技界的一个顽症：为何学术不端事件频出？如何治理？政策部门依据刻板印象，把前台标准制定得极高，而后台的实际技术能力无法支撑任务，那些参与表演者如何应对无数的考核而不出现表演崩溃现象呢？由于技术能力的硬性约束，导致已经没有多少合规路径可以选择，学术不端行为只不过是众多不合规路径中的一种而已，只是学术不端事关知识产品的质量，管理部门与公众比较关注而已。试想那些数量众多的宣称解决重大问题的科研项目又有多少实现了最初的目标，作为后台的共同体成员深知其中的秘密，然后共谋过关。即便如此，共谋者私下里也会对那些表演者采取蔑视的态度，视之为学术忽悠。只不过这些惩罚都发生在私人/社会领域，而没有直接危及到表演层面，表演获益者仍可以在公共舞台宣传其神奇能力，并由此继续收获社会回馈的名权利回报。解决之道在于适当降低前台标准，从淡泊名利只问真理的科学英雄/圣人的人设回归到与后台标准和技术能力匹配的市场理性经济人的设定，满足其内在偏好与诉求；另外，从盲目追求一流回到解决实际问题与合适难度的问题，从而充分利用现有的后台技术能力做出最好的力所能及的工作。当一切标准回归到正常设置，人的行为也自然会回归到能力范围之内。要知道科学英雄的出现是无法预期的，我们从牛顿（1642-1727）到爱因斯坦（1879-1955）足足等了237年，这不是通过表演就可以得到的结果。

【博主跋】昨日刚从外地开会回来，又开始忙碌起来，这一年的总体感觉就是忙到变傻为止。今天是平安夜，希望所有人都平安，这年月活着不易。转眼小店也是好久没有打理了，这是前段时间应尚老师之邀而写的一篇小文章，发在《民主与科学》2019（6），与尚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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