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DB和豆瓣评分第一的，是同一部片子：《肖申克的救赎》。从9月22日开始，《肖申克的救赎》重返美国影院三天。该片于1994年9月首映，今年正好是25周年。主演蒂姆·罗宾斯发推说：“这是25年来第一次，和其他人一起相聚看‘肖申克’的绝妙机会。”在1994年上映时，它的票房惨淡；入围七项奥斯卡奖，但一无所获。导演达拉邦特当时是个“菜鸟”——之前主要的经历是给恐怖片写剧本，再之前是做叉车司机和布景师。如今，60岁的他是美剧《行尸走肉》的制作人和编剧，但已有十多年没再执导电影：“我很肯定：今天不可能再拍出这部电影。我甚至无法想象还有制作公司会对这样的电影感兴趣。”但他认为，无论文化如何变迁，“人们总是想要相信世界上存在着善良和道德的指南针，这是‘肖申克’能够一直打动人的原因。”扮演瑞德的摩根·弗里曼已经82岁了。他回顾了些内幕，比如他曾拒绝导演让他在电影结尾吹起安迪送他的口琴，他认为那样太煽情了。实际上，弗里曼并非瑞德的最初人选，安迪的角色也属意过汤姆·克鲁斯等人，亦有业内大佬想要执导此片……但最终，是阴差阳错后的这套组合，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以每天15-18小时的工作强度，创造了“奇迹”。
本篇文章较长，讲述了“奇迹”如何发生、又如何绵延至今的。《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斯蒂芬·金不算太知名的小说《丽塔·海华丝和肖申克的救赎》。一个叫达拉邦特的年轻人对这个小说很痴迷，来买它的版权。“伙计，给我开一张1000美金的支票，先完成剧本。如果剧本没有回应，我会把支票还给你。”达拉邦特说自己还没有做好改编的准备，而且，他还要写很多恐怖片剧本赚钱。再之前，他给一家意大利面工厂做过司机，给很多商业活动和低沉本电影——通常是烂片——做布景师。“多少年来，我独自坐在书桌前，殚精竭虑，试图搞清楚自己的手艺……但没有人想听到这些。所有人想听的都是：‘我给你一个公式，让你在六个月内就能卖出你的电影剧本。’但那是骗人的胡说八道。”1992年，33岁的他终于坐下来改编《肖申克的救赎》。剧本写了8周，对原著改变了很多，总体上是强化故事主题，增添了一些暴力色彩。行业名宿罗伯·莱纳，看上了达拉邦特的剧本，不仅开出300万美元，而且决定亲自执导，并会邀请哈里森·福特和汤姆·克鲁斯两位巨星来饰演瑞德和安迪。罗伯·莱纳的代表作有《公主新娘》、《当哈利碰上莎莉》、《危情十日》、《好人寥寥》等。在商业片和文艺片领域都有佳绩。
对于在法国难民营出生的达拉邦特来说，这个条件足以让他感动：“在写作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几乎付不起房租，”他说。但他认真考虑了以后，还是决定由自己来执导——他愿意为此接受减薪，因为他感觉到这会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虽然莱纳帮忙联系了汤姆·克鲁斯，克鲁斯也对剧本很感兴趣，但他不愿意和达拉邦特这样的新人导演合作。安迪这个角色还被推荐给了汤姆·汉克斯、凯文·科斯特纳、尼古拉斯·凯奇等人，也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前来。几经周折后，瑞德先定了摩根·弗里曼——弗里曼推荐了蒂姆·罗宾斯——罗宾斯又推荐了正和他在一起拍戏的摄影师罗杰·迪金斯。导演达拉邦特（右）和摄影师迪金斯（左）。迪金斯后来的作品还有《美丽心灵》《老无所依》《银翼杀手2049》等。
罗宾斯看完剧本后说：“震撼……这是我读过的最优秀的剧本。”“我的体验都是表面的……但被关禁闭的那几个小时，我经常从那扇小窗户里往外看。我体会到时时活在恐惧中是什么滋味。”蒂姆·罗宾斯在屋顶上神秘的笑容。值得一提的是，演完《肖申克救赎》后，罗宾斯紧接着自编自导了《死囚漫步》，继续讨论惩戒与自由的话题，获得了奥斯卡多项提名和影后。
罗宾斯还和许多服刑人员及狱警聊天，甚至去动物园研究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摩根·弗里曼倒是不需要去体验生活——因为他年轻时，真的蹲过监狱。
《肖申克的救赎》的主要场景在俄亥俄州一个废弃的监狱里拍摄。为了找到它，剧组花费了5个月的时间。影片投资3500万美元，但仍然捉襟见肘。1993年6月到8月间，他们每周六天，每天拍摄15-18个小时。任何影响进度的人都要被罚款。“我记得当时脑浆都要从耳朵里流出来了”，达拉邦特说。弗里曼回忆说，他也一度非常讨厌导演。因为有些重拍很多次的场景，他们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差异。比如，安迪第一次接近瑞德要购买石锤的“简单”场景，拍了9个小时。关键是，镜头中弗里曼要与另一名犯人打棒球，因为拍得次数太多，他的胳膊第二天就动不了了。还比如，安迪帮助囚犯们争取到啤酒的那场戏，他们要在屋顶涂沥青，沥青很快变干变硬，他们就得冒着高温涂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终于喊停时，“我转过身，发现所有人都是泪流满面”。导演回忆说。“最后，我们都筋疲力尽了。”弗里曼回忆道，“所以，拍坐下来喝啤酒那场戏时，大家是发自内心的十分雀跃”。
罗宾斯记忆最深刻的是牛粪——因为拍摄越狱场景时，他掉进去的地方虽然没有人屎，却有牛粪。他们当时朝管道里冲入了纯水，以便淡化那些不明液体。“那玩意儿真是够了”，他回忆说。拍完这场戏去洗澡时，他说自己真的感受到了宗教般的渴望得到洗涤的感觉。
罗宾斯说，拍摄虽然艰苦，但他一点也不感到沮丧，因为“安迪心中充满了希望”。“安迪有一个秘密，一直保守到电影结束……演好这个角色的关键，就是把握住他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他既不能告诉任何人为什么，又真的相信自己最后能够出去，他从来没有丧失过这个希望。”罗宾斯说。导演在和演员说戏。地方艰苦，缺少好的酒店和娱乐设施，显见的好处就是：所有人只好把精力都放在拍摄上。“大家感觉就像是参加一个半宗教的活动一样。”扮演狱长的鲍勃·冈顿回忆说。
达拉邦特说自己交替被两种感觉撕扯着：“有一天我要拍5个镜头，但没能做到，这时就有一种沉沦的感觉，不断地问自己：‘我把事情搞砸了吗？’如果有一天任务顺利完成了，我才会感到踏实些。“
因为日程的原因，有一幕他最喜欢的场景被割舍了：梦里的瑞德被吸进一张丽塔·海沃思的海报里，他孤零零地站在太平洋的岸边，感到彷徨无助，他说：“我很害怕，没有回家的路。”达拉邦特说很后悔没能拍那场戏，但当时顾不上想这些，因为”实在太累了“。1994年9月底，《肖申克的救赎》公映。斯蒂芬·金的担忧成了现实：它的票房只有1800万美元。在获得7项奥斯卡提名后，票房又增加了1000万美元。弗里曼记得，在奥斯卡之夜上，很多人都在问他：”为什么票房这么差？“最常被提到的原因是标题不好。因为“肖申克的救赎”听上去像是宗教片。尤其是听说里面没有女性角色、几乎没有打斗场面后，还被吸引的更是寥寥。但它后来在录像带和电视上的奇迹，说明了影院营销逻辑的狭隘性。电影取景的俄亥俄州立监狱。原本计划拆除的，现在成了一座博物馆。
达拉邦特倒是看得开，因为那一年的好电影实在太多了，奥斯卡的焦点都在《阿甘正传》上，《肖申克的救赎》的七项提名输得算不上冤枉。（闲话一句，1994年是电影史上神奇的一年：美国还有《狮子王》《低俗小说》《燃情岁月》，欧洲有《这个杀手不太冷》《红色》《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烈日灼人》，华语也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活着》《重庆森林》《饮食男女》《东邪西毒》，等等。）
为了鼓励达拉邦特，斯蒂芬·金将他购买版权的1000美元支票装裱起来，当做礼物送还。而且，金还在很多场合说，这是自己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中他最满意的一部。在达拉邦特看来，票房不好，却又被奥斯卡频频提及，反而勾起了影迷的好奇心。所以，它成了第二年录像带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作品，《真实的谎言》也只能排第二。就像美国历史上被观看次数最多的两部电影：《生活多美好》和《绿野仙踪》，同样是遭遇了票房惨败，后来通过电视重播才重拾辉煌。人们发现，在私密的家庭场景中，更容易与这部电影建立紧密的个人关系。一位观众形容《肖申克的救赎》录像带“就像客厅里的一个朋友，在我失落的时候跟我说话，把我扶起来”。从这些亲密的邂逅中，甚至产生了类似宗教的解读，将这部电影视为现代版的“福音书”，将安迪的角色视为耶稣。还有一些精神治疗机构，将这部电影作为激励病人的手段。也有调查显示，这部电影在运动员中受欢迎的比例相当之高。很多人重复观看它，向朋友分享它如何触动了自己的人生体验。罗宾斯注意到，人们感谢这部电影，不是简单地夸它拍得有多好，而是说“这部电影对我很重要”“这部电影让我感受到人性。”有人告诉他们说，“天哪，你的电影让我从一段非常糟糕的婚姻中挺了过来”，或者“它让我度过了生命中一段非常低落的时期”“当我所爱的人去世时，它帮助我坚持了下来”“因为它，我放弃了自杀，意识到我可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直到这个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你所做的不仅仅是一部2个小时的电影。”达拉邦特感慨道。“金热爱人类。他爱他们的高贵，也爱他们的弱点；他爱他们的出类拔萃，也爱他们的崩溃和堕落。他爱人的两面性。就像所有最好的故事讲述者一样，他是人类灵魂的分析师。”这种口碑的顶点，就是1999年，它在IMDB 上跃升至影史第一，后来让位给《教父》。但2008年因为《黑暗骑士》的粉丝给《教父》刷低分，《肖申克的救赎》渔翁得利又升到第一。有人评论说：生活如同牢狱，我们如同瑞德，而安迪救赎了我们——因为他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自己的生活。
而在扮演狱长的鲍勃·冈顿看来，安迪也是被救赎者，因为他以前总是与人很疏离，对自己的妻子也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情，但后来，瑞德等人给予的友谊，对安迪就是一种救赎。
导演也说，他想讲的是所有人的救赎：“每个人在这部电影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救赎。即使是监狱长，当他扣动扳机的时候，那就是他的救赎。”
“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被关在监狱里，但在更深层次、更形而上的层面上，许多人觉得自己被环境、工作、人际关系奴役，被他们生活中的东西束缚。”蒂姆·罗宾斯说，“而《肖申克的救赎》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忍耐，并最终逃离监禁的故事。”罗宾斯认为，安迪的力量来自于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来自他帮助他人的能力，以及文学和音乐——靠想象熬过去。“也许这部电影如此感人的原因，就在于它告诉观众，如果你有耐心、有信仰，你就能到达光明的彼岸。它使人们看到了希望，能够走出他们自缚的茧。”罗宾斯特意提到这部电影的结尾，认为“它给人以希望，又不廉价轻飘”。
这个结尾在剧本里没有，是制片方要求加上的，导演一度想把它剪掉，觉得“太矫情”。最后因为试映时很受欢迎才保住。
扮演狱长的鲍勃·冈顿也提到，他认为“希望”这个主题是吸引所有人，特别是女性的原因：“我认为许多女性会觉得自己处于没有希望的境地，比如无望的婚姻，在社会上遇到的玻璃天花板，或者生活中让她们沮丧的地方……这部电影正好是在讨论希望这个主题，虽然讲的是一群监狱中的男人的故事。”蒂姆·罗宾斯持有这个观点，摩根·弗里曼也基本同意。罗宾斯提到有很多劳动阶层的男人，跟他表达过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我们很难有机会在电影中体会到你可以和男人建立深厚的友谊，那种友谊与性无关、与暴力无关，也不是偷窃泡妞，却是彼此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蹲过监狱的弗里曼则认为这种类似爱情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共同出生入死后产生的感情，共历艰险的男人们紧紧抓住彼此，产生长时间的依赖感。”
还有一个越是成长越能深入体会的主题，则是“体制化”。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地经历各种体制化，学校、军队、公司……人被制度体系禁锢，又对它产生依赖。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很多人年轻时，以为自己一定会是安迪那样勇敢的人，人到中年却对瑞德的软弱、迟疑心有戚戚——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在经历“体制化”。
瑞德刚出狱时，并没有想过要去找安迪，而是更想自食其力。但出来后，他发现自己一样“被体制化”了，对新生活很害怕。“瑞德的经历禁锢着他……自由了，没人制约了，这种生活反而很吓人。”弗里曼说。所以，弗里曼认为，瑞德是把和安迪的约定，当作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当做新的依赖——它不仅仅是“友谊”或“爱情”。
好的电影就是这样，能让人咀嚼出不同的滋味，而且，不同年纪去看，又会有不同的收获。比如我年轻时看，激动于安迪越狱成功后在滂沱大雨中体会自由的场景，如今再看，最被打动的情节，变成了安迪将自己反锁在狱长办公室里，通过广播给犯人们播放《费加罗的婚礼》——他的脸上露出奇异而满足的笑容，就像在屋顶看众人喝啤酒时他露出的那样。安迪给瑞德留下字条和路费的橡树，成了影迷们的朝圣之所。它后来两次遭遇强风，在2017年时被砍伐，树身做成了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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