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普供给激励机制的一些思考[1]

1、李侠；2、李格菲

（1、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200240；2、利兹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英国 ）

摘要：当下中国科普的现状呈现为结构性的供需矛盾：需求旺盛，而符合需求的供给严重不足，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整个科普生产链条出现了激励失灵现象，为了有效增加科普供给，需要重建科普供给的激励机制。

关键词：科普，供给，激励机制

众多证据显示，当下中国的科普工作并不理想。从宏观层面上看：一方面，市场对精神产品有旺盛的需求（反观近二十年来各类拙劣的邪教、伪科学在中国都有广泛的信众，可以佐证这个判断）；另一方面高质量的科普作品乏善可陈，科普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鸿沟清晰可见。从微观层面上，当下我们既没有涌现出杰出的科普作者，又没有多少真正有影响力的优质科普作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尴尬局面？基于这种追问，本文力图揭示两个问题：其一，当下科普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优质科普作品供给不足；其二，科普产业的激励机制需要重建以助推优质作品的供给。

一、当下中国科普供给的现状与问题

就中国科普现状而言，目前遭遇到的总体情况是：科普供给侧的供给严重不足，而市场需求非常旺盛。仅就当下科普供给的情况还可以挖掘出如下两个问题：其一，优质科普产品的供给总量严重不足；其二，现有科普供给内容严重单一化、狭窄化，与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要求严重不匹配。导致这些僵硬、八股式的科普产品不被市场认可。这种情况进一步遏制了科普生产者的工作热情，由于与市场脱节，再加上现有的评价体系里又无法获得应有的承认，导致原有的资源与人员陆续撤出，这种情况造成科普产出进一步萎缩，这就是我们当下遭遇到的科普现状。显而易见，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增加高质量科普产品的供给。增加供给固然是解决需求旺盛的根本举措，但这里要澄清两个问题即：需要（need）与想要（want）之间的区别。需要的宏观表现就是需求，而想要只是需求的子集。这就要求未来的科普供给出路在于找准公众的“想要”，在满足这个缺口后，再来补足需要的缺口，否则，按照现有的粗放模式，科普生产是不经济的，也是无法持久的。科普产出的增加是一个系统协同合作所带来的结果，远非几个口号或呼吁就可以解决的。为此，我们简单地把科普生产的流程图展现出来，从中不难发现问题之所在。

根据上图，在提升科普供给的链条上，存在许多制约产出的关键环节，这也就是为何大家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改变的进程如此缓慢的原因所在了。按照对产出影响程度来排序，影响科普产品产出的因素主要有四个：1、管理机构，2、科普生产者，3、传播渠道，4科普消费者。对此，简单分析一下：首先，由于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因而它的市场供给受到管理机构的极大影响。对于科普产出而言，管理机构通过政策安排，决定资源的投放、科普内容的选择、以及对发行渠道控制，这些都会影响到科普产品的产出规模与产出方向。如果管理机构对于市场需求不敏感，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产出与需求脱节是很常见的管理失灵现象。这种现象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1947-）的说法就是：“制度性纠缠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两种问题，首先是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与良序科学间存在差距，其次是民主承诺在更宽的范围内的失败。”【1】造成制度性纠缠的原因大体有两个：其一，管理者对于科技与市场需求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把自己对科技的判断与偏好等同于市场的偏好；其二，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在政策安排中携带私货。

现在还有很多管理者还在憧憬着《十万个为什么》的盛况何日再现的科普神话中。其实，这个神话产生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整个时代的精神产品市场供给严重短缺，而需求则是刚性的；其二，精神产品质量过硬。这两条缺一不可。一旦市场摆脱匮乏、短缺状态后，这种神话几乎是不可复制的。饥饿营销策略，通过别无选择造就热销，只会造成科普产品的低品质生产模式，在当今时代，这个模式已经破产。

其次，任何产品供给的增加都需要人力资源投入的增加。对于科普产品而言，要增加供给必须要有更多专业科技人员进入到这个领域，果断改革各种落后评价体系对人才进入所设定的束缚，使科普产品的供给模式能够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这样才会从根本上解决科普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并达成最终的供需平衡。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角色，自然要在市场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当下的科技评价体系，从事科普所获得的收益远远赶不上从事科研的收益，同时还会遭到同行的轻视，这个大环境导致从事科普所获得的物质利益与精神满足都无法得到公平的对待，因而从业者从这个领域撤出是理性的选择。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科普工作绝非科研人员所想象的那样容易，它不但要求从业者对专业知识的准确把握，还要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这种能力能够保证从科学文本到大众文本的转译中科学内容的准确与不丢失，而且还要兼顾到读者的认知能力与阅读趣味。

就科普生产者的选择而言，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科普工作必须要由专业科技工作者来完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最基本的科普质量，由此，否定全民科普的设想；其次，在科普繁荣计划的初期，应该通过政策导向作用，由国家提供资助，这是短期见效的重要举措：此举成果可以预期，而且运行比较稳定。之所以不提倡当下热议的众筹模式，正是因为其运行充满不确定性。所有这一切皆源于科普产品作为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决定的。

第三，关于科普消费的需求，要有一个整体提升计划，即逐渐改变消费者的需求偏好：从想要型向需要型提升。由于知识与眼界的问题，消费者的需求偏好不一定都是合理的，这就需要从科普管理者到生产者都有意去塑造新的消费偏好，这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非常重要。如果一味去满足消费者的偏好，虽然可能短期内符合经济原则，但不符合提升社会文明的长期目标，而且很容易被消费者抛弃，毕竟市场是无情的。但是这么处理需要面临一些短期内经济效益不好的风险，这里涉及到一个经济学界的观点分歧，即合理需求来自何方？按照萨伊定律的说法“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而经济学家凯恩斯则认为：“需求创造其自身的供给”，那么，在这种矛盾中该如何解决科普产品的供需问题呢？美国经济学家蒂莫西·泰勒认为：“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2】仅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泰勒的说法是合理的，但是，由于科普产品的性质，它直接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因而，我们更倾向于认为采取萨伊定律的模式更为合理，即特定的供给创造特定的需求。比如苹果手机等高科技产品都是通过创新赢得需求的，而且这种设定与我们后面要谈的技术推动型激励机制相匹配。

二、关于改善科普供给激励机制的一些思考

基于上述科普供给流程图，我们自然会发现增加科普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主要针对链条中的三个环节：其一，科普管理机构；其二，传播渠道；第三，科普产品的生产者。

首先，对于科普管理机构的激励应该采用委托-代理机制，具体做法就是放权，让市场的作用突显出来。按照法国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的观点：“当委托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且只能接收很有限的信息时，尽管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是矛盾的，也不难看出，利用所有信息的分权或许会比运用有限信息的集权更有优势。”【3】这点很好理解，管理部门对于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以及科普生产者的需求同时处于信息不对称状况，为了避免市场出现失灵现象，放权是最明智的做法，管理者只要制定好规则，并严格执行规则即可，一切交由市场去处理，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绩效的提升。我们以往的缺陷就是管得太多、太死，结果出现南辕北辙现象。管理太多也增加了产品的交易成本，从而压缩了产品的利润空间。

其次，对于传播渠道的激励，由于科普产品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在有效消费市场形成、以及消费者偏好引导初见成效之前，可以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工具来给予产业扶持，随着市场的完善，逐渐减少扶持，直至最后完全取消扶持和优惠。

第三，对于科普生产者的激励是当下的首要任务。众所周知，在科普生产端的激励瓶颈在于摆脱“科普陷阱”，所谓的科普陷阱是指激励失灵的状态：即从外部激励（制度层面）到内部激励（荣誉感与满足感）都无法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当下从事科普工作存在既得不到来自体制（科技共同体）的承认，又得不到来自市场的经济回报，个人很难从这个事业中获得满意的荣誉感和满足感。

所有的激励理论都在无数次证明，作为复杂的人，即有物质的需求，又有强烈的精神需求。因而科普工作的激励机制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切入，这样才能发挥作用。另外，科普还承担一项重要的社会使命：启蒙民众，开启族群的文明之门。因此，科普工作的激励理论还要考虑到：不能仅仅满足于市场牵引（market pull)模式,还要开启内容推动（content push）模式，完全被市场牵引，科普工作会很被动，而内容推动则会塑造群体的认知偏好与提升社会的文明基准线。内容推动的关键在于新知识、新技术的同步转换，人类的好奇心永远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家有责任向社会介绍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也是对纳税人的回报与尊重。

关于科普质量，有两套标准，在市场牵引模式下，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此时的质量依据则是来自社会消费者的认知质量（一味盲从、顺从市场的偏好，对于科普的未来不是什么好事），众所周知，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故而，这种评价质量不是科普生产的长期评价标准。相反，以内容为导向的科普产品依据的质量标准则是科技共同体的质量标准，以一致同意为原则。由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认知差距，这又会影响到消费者的理解与接受，因此，两种质量标准要进行适当的整合。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少有人关注，因而也就无法从根基上培养科普大师和产出优秀科普作品。再有，还要关注一种极端情况，即不当激励问题（perverse incentive）：由于政策工具的不当引入，导致制度性供需逆转，这同样是一种浪费。更有甚者会出现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的麻烦现象，如转基因主粮问题的泛政治化趋势，已经让这个问题无法进行有效普及。

对于科普生产端的激励机制，无论市场情形怎样变化，其贯彻的最基本原则应该简单明了：给予生产者公平的承认和收益。规则越简明扼要，其激励效果越明显。诚如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所言：“那些最容易实行的规章制度和秩序，就是那些会留下遵守或违背的确凿证据的规章制度和秩序。”【4】如果未来某一天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科普类的“杰青”和“长江学者”等荣誉称号，相信那个时候必将是中国科普最繁荣的时刻。

三、结语

综上，国家之所以从政策层面大力支持科普事业，是因为这与推进整体的创新驱动战略的布局有关，希望通过科普工作，一则，在短期内快速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基准线，毕竟任何创新都不是在荒漠上实现的；二则，从长期来看，这也是建设文化软环境的基础性工作。遗憾的是，目前，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优质科普供给呈现严重不足的局面，因而，提升科普供给就是当下急需解决的工作，而这种工作的切入点就是重建科普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是全方位的：从生产环节到流通环节再到消费者环节。仅就科普生产者而言，当下急需启动的就是彻底改变承认与收益的现状。

参考文献：

【1】菲利普·基切尔.科学、真理与民主【M】.胡志强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235.

【2】蒂莫西·泰勒.斯坦福极简经济学【M】.林隆全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157.

【3】]让-雅克·拉丰.激励与政治经济学[M].刘冠群、杨小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14.

【4】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7.

【博主跋】开学在即，收到编辑部老师的来信。这篇小文章发表在《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6（4）期，文中表格办公室电脑无法上传，过后再修理吧，这本刊物是本新杂志，当初看到刘立兄发表，曾向其询问，谢谢刘立兄向编辑部引荐，合作愉快，是为己！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16-9-2于办公室，准备开学！

备注：不知何故，这个图表转换成JPEG格式时出现一点问题，左上角的空白处是：管理机构，以后从杂志上直接拍照，然后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