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送走今年年初以来的大范围“灰霾”的大气污染（也许会像恶梦一样缠绕中国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又到了“非典”十周年的日子。前些天，钟南山院士说过：“大气污染没人跑得掉，比非典可怕得多”（http://news.sohu.com/20130130/n365131255.shtml）。

今年年初开始“发作”的雾霾范围大（130万平方公里），覆盖区域且为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应有“一大半儿”的中国人受影响。确实，“大气污染没人跑得掉”。环境质量尤其大气质量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即具有消费上的非排地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非排他性指的是某一经主体或个人没有支付相应的费用，也无法将其排除在对这一物品的消费之外；非竞争性指的是某一主体对该公共物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主体对同一物品的消费。“空气质量”和雾霾的公共物品属性，也会有不少受影响者也多少会有“天塌下来砸大伙或者有高个的顶着”的心态，听起来有些消极，也实为“无奈”的表现。

导致雾霾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天灾人祸”。“天灾”是指我国气候条件，如冬季寒冷需取暖，用能多且煤比例高、低静风频率高、逆温多发；“人祸”是指社会经济因素，快速城市化（土地财政下的建设用地增长远远大于城市化人口速度，城市蔓延成片）、工业化且重化（高污染、高排放和资源依赖型的“两高一资”型工业，比如钢铁、水泥、石油化工等）、汽车化（2.4亿机动车、百户家庭汽车拥有率达20%）。而且，由于环保长期以来仍基本处于“末端治理”，末端治理中污染减排与“碳”减排往往是矛盾的，比如电厂脱硫设施耗电通常占电厂发电量的3%（不一定准确），再加上“十二五”期间要求的“脱硝”，这一比例肯定还会增加。

而“非典”呢？许多人还记得，十年前的那场“非典”，把整个中国带入了一个“白色恐怖”的春天。其原因也似乎可归结为“天灾”和“人祸”两部分：作为“天灾”部分，医学界尚且有不同说法，我一“门外汉”就更说不清楚了；而作为“人祸”这部分因素，大抵归结为“不够重视”、“刻意隐瞒”、“处置不力”等等。当时也因此处分过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当然，很难讲被处分的领导干部应为“非典”肆虐负多大责任，反正处分一批干部之后，其他干部就当真了，全国总动员，最后打赢了抗击“非典”的战役。

“非典”与“灰霾”均为“天灾”+“人祸”所致，但又明显不同：“非典”的源自“天灾”，其传播是由于“人祸”；而“灰霾”却基本上是反过来，“灰霾”大部分是源自“人祸”（当然，也有自然因素如沙尘、水汽等所致的），即人们社会经济活动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而之所为成为“灰霾”却多是由于气象条件所致或风力将“灰霾”远距离输送，即“灰霾”的“传播”主是要由于“天灾”。

治理中，对于“天灾”部分，无论是“非典”还是“灰霾”，人们大抵都差不多，没有太多的办法，也许去主动“顺应自然、尊重自然”来对应“天灾”，说不定会比试图通过“征服自然”来战胜“天灾”更“靠谱”。

对于人祸部分，却大大不同了。“非典”的“人祸”因素探究起来也相对简单，卫生部门和医院难逃其咎（也依然有被当作“替罪羊”的风险）。而“灰霾”呢，作为“人祸”的因素，城市化（住建部门）、工业化和“两高一资”产业（工信与发改部门）、汽车与交通（工信与交通部门）、能源结构（发改部门）、汽油品质（“三桶油”，别忘了，当年松花江污染事件，犯罪的是油老大，受罚的是环保局），也许还能列出更多条。为请问上述这些部门，环保部门能“惹得起”谁？尤其是政府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概化为“以GDP为中心”，应对“灰霾”的“人祸”，当前制度下环保部门真地难以作为。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灰霾”更可怕。

当然，治理大气污染尤其是改善雾霾问题，要比防治非典要复杂得多。但是，对于“人祸”，无论哪个方面的“人祸”，一旦真正地从其“根”上入手，就往往又不那么难了。治理“灰霾”中“人祸”的“根”，就是“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专章提到的“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以及在空间格局上要“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才可能“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