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由薛涌所著。薛涌，旅美学者。先后就职于北京晚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1997年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同年进入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课程、现为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

1.新公布的《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自动续期。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最高期限是：居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综合用地50年。

2.道格拉斯·诺斯曾概括说，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不是什么技术进步，也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保证了私有产权。

3.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功，根本在于确定了纵向的产权关系。民族国家是个前所未有的权力利维坦，把其所治理的地域内的多元秩序整合为一，把自己变成整合后的秩序中的最高权力。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法国的波旁王朝，都利用的这种无上权力，侵夺无度，使其治下无从保护纵向的产权关系，最终竭泽而渔，走向覆灭。英国比起这两大对手来实力本来小得多。它的崛起，在于它成为中世纪以来欧洲城市所奠定的金融秩序的集大成者，保障了纵向的产权关系，进而能够获得无尽的财政资源。

4.道格拉斯·诺斯曾指出，私有产权的确立，是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

5.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

6.所谓“仇富”之论，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编造的最大谎言。“仇富”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后果，只有在民主国家才可能。因为那里一人一票，穷人比富人多。

7.贫富共和，最终依赖于较为公正的规则体系，这一公正的规则体系既可为中产群体的发育创造最佳制度环境，又可限制富人与权力的结合，节制其傲慢；保障每个人尤其是穷人的权利与利益。这套公正的规则体系形成、完善的过程，就是各个群体尤其是穷人、富人走向共和的过程。就此而言，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既不是富人的经济学，也不是穷人的经济学，而是促进贫富合作与交换、以增进共同福利的经济学；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政治学，也是旨在实现贫富享有平等权利、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政治学。

8.近一二十年的社会现实是什么？是制度性不公将底层民众推到越来越困顿的境地。这个阶层无论人身安全、人格尊严还是少得可怜的财产所遭受的侵犯，比任何其他阶层都来得多、来得频繁和肆无忌惮。承受野蛮拆迁、低价征地的主体是他们，被城管掀摊、折秤、追赶打骂、没收家什的也是他们。干了活，不一定拿得到工资；想创业，迈不过高耸的“钱”门槛；要自救，围追堵截弄得一个个如惊弓之鸟。对这个庞大群体来说，通过合法途径维护权益的渠道几乎是关闭的，遭遇侵犯和打击后，不是忍气吞声，就是选择以自我毁灭为代价的方式抗争。

9.当下现实，一是官商勾结成了常态，权钱之间有着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相应的，是公权疏离于社会大众、特别是社会底层。政府的GDP冲动也在强化这种趋势，所以劳资关系上几乎习惯性地一屁股坐在资方，像以保护投资环境的名义压制工人权益，对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陌生。二是政府极爱面子，又很不正常地具有了利益主体的自利性质。揭露底层处境，使政府脸面无光；呼吁改变对底层的歧视、遏止对这个庞大群体的盘剥和侵犯，将直接影响相关部门的利益。

10.“反智主义”的目标，就是取消这种制度化的特权，使老百姓和知识分子都能在一人一票的平等架构中参与市场经济的博弈。而也正是在这方面，“反智主义”会遇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最顽强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