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由梁漱溟所著。

1.梁任公先生痛论中国人有私德而无公德，是相当对的。公德是什么？公德就是团体生活中所需要的良好习惯。缺乏团体生活的中国人，当然难以此责他。 反之，西洋人生活重心靠团体，特别在斗争时，与团体相依为命。公私打成一片，为公即是为私，为私必先为公。其公德的养成是自然的了。

2.急公好义者，在中国并不缺乏。急公好义是在公私没有打成一片之时，牺牲自己以为公，其性质与公德各为一事，公德是团体生活中一般人所具良好习惯。而急公好义则是一个人的豪情侠举。——这正是散漫的社会中所需要的，亦是常常见的，并且极为社会所奖励的。

3.使我们数千年落于消极不扰为治的，是两大事实： 一是自秦并天下以后，非复列国纷争之局，二千年来大体上说总缺乏国际竞争。——外围环境如此。 二是有一个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郡县替代封建后为尤然）。——内部构造如此。

4.何谓有一个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要知道，中国的皇帝是当真的“孤家寡人”，与欧洲封建社会大小领主共成一阶级，以与农民相对的形势大不同。除了极少数皇亲贵戚以外，没有与他共利害的人，而政权在官吏不在贵族，又失所以扶同拥护之具。官吏虽得有政权，是暂而非常，随时可以罢官归田。而他生长民间，所与往还因依之亲戚族众邻里乡党朋友一切之人，又皆士农工商之四民。其心理观念实际利害，自与他们站在一边。于是皇帝乃一个人高高在上，以临于天下万众，这实在危险之极！所以他的命运亦要他自己兢兢业业好生维持。此时他不能与天下人为敌，只能与天下人为友；得人心则昌，失人心则亡。

5.中国最大的事实是伦理；一切一切都纳于伦理关系中。对于个人主义说，其意义恰为非个人主义；对于权利观念说，恰为义务观念；对于向外用力说，恰为向里用力。由于伦理，而在中国人与人之间乃无由萌生相对抗衡的权利平等观念。由于伦理关系的推演，而在中国政府与人民之间乃无由形成相对抗衡的形势。从而就不能有拥护权利平等的法律，维持势力均衡的制度。

6.中国更且是没有新阶级与旧阶级对抗而造成的均势。因为其社会构造，密于家庭，疏于社会，而几无所谓国家；贫富贵贱，转易流通，几无所谓阶级；彼此相与之间，尚情而不尚力。

7.政治上的民主不外两点：一是国家对于个人自由之尊重；又一是国家大事付之国人公议公决。而立宪国家所要确定的，亦便是在此。则政治上的民主（民治），为宪政应有之义，不可或缺，自甚明白。

8.我们这里所说阶级，指经济上有剥削与被剥削之分，和政治上有统治被统治之分而言。不事生产劳作而享用转厚，即是剥削。治人而不治于人，即是统治。这虽是两桩事而每每相兼。或则以统治而兼剥削，如封建地主；或则以剥削而兼统治，如近世资本家。

9.自由是国家（团体）与个人之间的界限；个人不得越出此界以妨碍团体（国家），团体不得侵入此限以妨碍个人。

10.伦理情谊为中国文化一大长处，那只是民族精神两特点之一。中国民族精神更有一大特点，即是以是非观念代利害观念。所谓讲理即讲是非，以利害隶属于是非，不以是非隶属于利害，此因中国自古以道德代宗教之故。宗教尚说祸福，祸福之含义在利害。西洋中古以前之人生，皆笼罩于宗教之中，不出祸福之念。近代思想开发，崇尚功利，又不出利害之念。

11.国之长处在有“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两大精神；中国之短处在缺乏“科学技术，团体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