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回国，中学同学聚会时，我看到二子张着缺了三颗门牙的嘴巴，油腔滑调地跟我说：“回美国的时候通知一声，只托你带一件行李去，我把自己装在箱子里。下了飞机，我就可以帮你扛行李了。”四十多年了，我才确信他已经从那件事里缓过来了。

二子是我中学的同学，滑稽搞笑又对很多事漫不经心。中学是我们大多数人学自行车的时期。班上有两个人的车子是最常被人借的，不是因为车子好，而是摔坏了最没有心理负担。一辆是“堕落文人”的铁甲车。这铁甲车已经伤痕累累，用铁条电焊加固过，再摔几下也看不出区别来。他是我们班的同学，因为好写文章，经常到学校附近的“人民影院”写影评，约为写手，经常得些免费的影票。他于是常作文人的沉思和呻吟。称他为“堕落文人”，其实，还没查到他真有什么堕落的表现，只是觉得仅称“文人”太抬举他了，加上“堕落”大家心里平衡些。

二子的车子不好也不差，因为他家就是开修车铺的，摔坏了不用担心。他有时油的像电影里那个二赖子，本来叫这最合适，但那样过于打击人，于是省了一个字，叫“二子”，比较隐晦些。二子虽然油，经常赖巴巴的，却正经的只让被人占便宜，他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那时学生身上最多也就揣上一二角钱，人们急于用钱时多数找他借。班上还是有其他有钱人，但因为他最不正经，也就最容易开口。他也常带二块三块的在身上，好让人借。当然，他要是只有这样乐于助人的事迹，那就成了雷锋了。

有一次他刚将废纸篓放在半开的教室门上，外面惊呼：“马主任来了！”个个同学都狐狸般乖巧地不走前门，从后门溜进教室。教导主任真的来了，马主任推开教室前门，废纸篓便砸在她头上。马主任满头纸花，愤怒地问：“谁干的！”大家都不吱声只是憋着笑。“要是不讲，都留下写检讨！”看到殃及全班，二子慢吞吞地站起来说：“马主任，我不知道是您来了。”

那件事发生在我们帮助农民抢收稻子的下乡劳动，干了三天活，结果台风也没来。晚上我们就和农民及当地驻军联欢了。这联欢是即兴来的，谁也没时间准备。驻军唱了几首军歌，农民是一个老头和几个小孩上去打了几套拳。我们是：堕落文人上去朗诵首诗，几个女生一个小组唱，再就是二子的快板。很少见二子参加这样正式的主流活动，这次居然主动报名了。快板书的内容是新近报纸上登的，大致是歌颂解放军支农的事，很应景。动作设计当然是自创的，旁晚还见他在背后练了两个钟头。上台以后也很流畅，动作夸张投入，惹得农民小孩咯咯直笑，只是觉得要是不那么摇头晃脑的会更好些。

晚会后驻军政委找了班主任，反映快板节目不大严肃，希望以后注意些。班主任和班干部听后变了脸色，马上开班会，留住驻军政委旁听，说明我们也是有这觉悟的。斑会团团坐，大家轮流发言，经过提醒大家也觉得有点油腔滑调，用来歌颂解放军是不大严肃。各人也都说了几句，不外乎欠考虑呀，今后要注意等等，再深刻一点也就是：X同学平时不拘小节，吊儿郎当，有损我们一中形象，务必认真改正之类。二子起先还辩解几句，后来就不做声了。心里是否服气不知，态度还属不错。眼看快要结束了，驻军政委也没表态，班干部和老师隐隐觉得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这么四平八稳温吞吞的批评像是小资情调。那是64年秋天，文化革命还没开始，大家的革命觉悟远没有后来那么犀利，从一句话都能看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牛虻》大家都看过，革命青年就要有那种剜心割肉的决绝和鲜血淋漓的快意。

班长和干部们交换一下眼神，开始发言：“XX家开修车铺，是小业主，按照毛主席的阶级分析，这阶层对革命有抵触情绪。XX平时小恩小惠拉班结派，流里流气，是不是有家庭的根源？”

我看见二子身子抖一下，脸色黑了下来。

团支书文科很好，言辞有力，一剑穿心：“我看这一次XX的表现不是偶然的，是攻击人民军队的事件。。。”团支书严肃认真作了分析批判。

二子的脸色又变了，一会儿通红一会儿煞白，身子慢慢有些起伏，最后能够听到他的喘气声。团支书还在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论证时。突然听见一声大吼，一串骂声便从二子口中喷出，起先还字字铿锵，后来便是无头无尾毫无边际的谩骂，如同滔滔洪水，漫漫狂沙。普通话骂完接着来方言，污言秽语好像村夫泼妇，不堪入耳，不含逻辑，毫无章法，只是狂放地发泄。这回轮到班干部和老师脸上发白了。大家都觉得这同学素质也太差了，在外人面前更是脸上无光。干部交头接耳地商量几句，刚要组织人强行制止。就听到一个撕心裂肺的嚎叫，二子由痛骂转为恸哭。那是用全身心在吼，一浪一浪地从腹底充满肺部，在喉咙中併发出来的嚎叫。手舞足蹈，混身抽蓄。几个同学忙冲上前按住他，他就在地上扭转翻滚，扑腾得像一条刚刚上岸绝望的大鱼。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下大家都感到批得过了点，二子确实是被冤枉了。

这件事不了了之，谁都感到脸上无光，再没人提了。接下去，升级进入高三准备高考，大家就渐渐忘了。只是不再见到二子嬉皮笑脸什么都不在乎的形象，还有那种身立在车上一脚踏地潇洒与人商量的模样。

发榜后，班长和团支书都上了北京的大学，二子落榜调整到邮电学校。一月后，班长和团支书都收到“母死速归”的电报。团支书马上给家里回电“不胜悲哀，从俭安葬”。班长比较心细，看到抬头还有一行没有译出，找了电码本，查译出来居然是团支书的地址名字。两人一起分享了同一份电报。经过一番询问、商量、解释、忙乱之后，他们咬牙切齿地要找出这发送报丧电报的人。查到老家，倒也不难找到，二子已经在同学那里解恨地吹嘘这个杰作。大家同情之余，也觉得二子过了点，毕竟这有点“犯法”。当年的班长和支书虽然冤枉了二子，只是顺潮流追求进步的表现，就像现在的义愤跟风。二子很快受到惩罚处分。性格后来听说大变了，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幽默搞笑，热心潇洒，那件别人都认为只是个情有可原短暂冤枉的小事，改变了他的一生。

到现在我还想不清：他们这场恩怨中，到底是谁过份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