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科学网，由一个科普问题必要性的争论，引发了大家对坚持原则和尊重老人的讨论。有人揭发出一些位高权重蓍老在学术上可笑行为和对活动的干扰，很多人看到国内学术环境的恶化，又无能为力，广大学子彷徨在顺应潮流求生存还是压抑地择善固执，不少人很悲观，认为只有到国外才有干净的土壤。

其实国内这种尖锐的矛盾，是转型期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由两方的冲突造成的。转型期的巨大的机会造成了有些不择手段的人，急功近利地获取得很大的利益，这样的成功压过了其他的考量，大家纷纷仿效的“搭便车”行为造成了环境的恶化。另一面，是一直在呵护下成长的新人，过份地强调自我，把挫折都归结为别人和环境，将世界理想化。所以在社会上充满了怨气。

这类的不合理在国外也常有，天才的思想家备受打击，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最开明的学校，就说普林斯顿吧，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哥德尔，成名时才二十四岁，因为过于特立独行，不通世故，在那里也是郁郁寡欢，不能升迁。即使有像爱因斯坦、冯·诺伊曼这样的人物支持，他也很晚才当上教授，在此之前，他不得不每年申请研究员的职位。所以古今中外不通世情的人，难免处处碰壁，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环境。那样不仅无济于事，也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当然国外社会发展已经很稳定了，科学界毕竟明智的人较多，没那么急功近利，懂得自律，所以没有国内那么多不知耻的表现。

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不是就不能有所坚持，遇事也不讲是非了？那也未必。坚持原则和谦恭态度都是必要的，只要心放的正，是可以兼容的。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里，涉及到求方程在一个区域内所有根的问题，这在数学上有很多方法，包括用幅角原理在复平面上对解析函数计算零点数。但是所有的数值方法，都只用到有限个函数值和它的（有限阶）导数值，对此我构造出一个反例，证明在那些宣称能找到所有解的算法停机后，还漏掉一个。所以用计算机自动求解，现行的几乎所有数值算法都不可能是“可靠的”，需要人工对函数分析后加上其他信息来帮助才行。不需要人来干预的可靠算法，必须是自动地从方程中抽取出这必要的信息来构造解法。由此，我发展出一套的理论和方法，用具体的例子演示什么才是可靠算法。

我这论文原来是先强调一个数值计算界权威的错误，然后引出我的理论和方法。我的导师对我说：“You can say how good you are, you need not say how wrong he is. ”帮我改了调子，正面强调我的理论结果和新方法，用例子指出他方法的不足，送他审阅，在SIAM年会上引起很大关注。

我博士后的一个项目研究从idea到初步结果都是我做出来的，这研究是我拽着导师跑，他有时也半开玩笑地抱怨“Who is the boss？”但用这个项目来申请NIH基金时，他是principal  investigator，我只是key person，这在美国也是常态，不是由他挑头，这基金就不会批下来。所以不要过于理想化世界，许多的现象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并不像初看的那样简单。

前几周和我93岁的母亲通电话，我妈一直说我太小声，强调她同别人谈话都没问题。我没有简单顺着她，让我妹妹查清她是开始耳背了，还是理解力出问题，往复几次终于弄清了，她听电话的右耳被耳屎堵塞，平时和人谈话其实是另一边耳朵听到的。掏了耳屎就没问题了。我们一直坚持凡事先弄清是非，再谈对待，大家都面对现实，所以她记忆力不行了，但不固执，心态还是正常的。

老人常常走入两个极端，一是越来越想得开，凡事也能放得下，明白有些事自己是跟不上了。一是越来越固执易怒，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结果被人背后嘲笑。我常常在想，后者是不是因为大家都不告诉真相，被毕恭毕敬惯出来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