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庐山考塔记

读胡适《南游杂忆》之三

这本《南游杂忆》正好还收录了胡适的“庐山游记”与“平绥路旅行小记”两篇小文章。我们也就正好一并来说说这两篇游记了。而实际上，这两篇文字分别写于1928年和1935年，是和他1935年的南游讲学没啥关系的。只不过都同属于他的“游忆”系列而已。其中，《平绥路旅行小记》是通过胡大博士一行对平绥路的考察，也就是从北京到包头的铁路，重点讲了云冈石窟的历史、现状与保护等内容。相较而言，还是“庐山游记”更有特色一些。尤其是，我们的胡大博士在庐山游了一趟，倒是对山上的一座小塔来了兴致，洋洋洒洒的对其写下了长达四千字的考证。真可谓是剑走偏锋，不服都不行呀。所以，我们也就姑且将其命之为“庐山考塔记”吧！

在这篇“庐山游记”里，还是显足了胡大博士“考证”的功夫。自他上山伊始，我们可爱的胡博士就对轿夫们在玩的江西纸牌产生了兴趣，还买了一副来“考察”，并惊呼“果有历史价值”！认为这江西牌与福建牌、安徽牌都同出于“马吊”。怎么样？我们的大博士够可爱吧！

胡博士的这可爱，可也不是一朝一夕就练成的。据说他就曾经非常喜欢打牌，连着好几天日记中所记都是打牌，然后自己感叹一声：“胡适之呀胡适之，不能再这样堕落了！”固然有人怀疑这些说法的真假，说出版的日记里查找不到，或许是编纂出版时被删除了，也都未可知呀。而无论如何，胡博士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据说梁启超老先生当年就是非常嗜好麻将，并将其称之为“四人功课”，觉得再忙也得做完了这门子功课。而在前两年，时任我们浙大校长的杨卫，被媒体曝光开会时在笔记本上玩游戏，我们实验室好事的同学还考证出所玩的是“连连看”。不管外界如何地口诛笔伐，反正浙大的很多师生都是报之一笑。也有我们的老师发文说，这样的校长不是挺好嘛，至少不是个不近人情者。杨校长还真是这样的人，自己也坦承平时喜欢看看电影逛逛街。

说到人情，胡博士在庐山还真骂娘了。他认为庐山上“御碑亭”的“周颠仙人传”所说的仙人给朱元璋送药的故事当然是假的，所以觉得简直就是那“流氓皇帝”欺骗世人的最下流的大文章。当然，也就顺带把朱熹也给骂了，说：“二朱狼狈为奸，遂造成一个最不近人情的专治社会”。看来温文尔雅的胡博士，碰到那“不近人情的专治社会”，也是会骂娘的。

我们的胡大博士把庐山的景观基本归纳为三个重要的地方，说是分别代表了三个趋势：慧远的东林寺，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白鹿洞书院，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牯岭，则代表了西方文化侵入中国。

我自己当年跟着旅游团，在庐山转悠了一整天，除了对庐山的美景着实赞叹之外，留下来的印象则无外乎国共两党在庐山留下的些许痕迹了。例如，蒋介石、宋美龄的“美庐”故居，以及到处可见的“毛主席照相处”。而对于庐山的佛教与宋学，则几近于一无所知了。只有牯岭街，好像导游说就是得名于洋人避暑命之为“cooling”而得名。

庐山，应该是在民国才陆续被开发的。但也立即就成了胜地。小时候读历史，也觉得奇怪，蒋介石对日宣布抗战干嘛要跑到庐山去，还美其名曰“庐山声明”。而多年后，我们的毛主席和彭老总也干嘛要跑到庐山去开什么“庐山会议”，还吵上那么一架。那时候小，在历史书上看到蒋委员长站在一个大话筒前讲“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觉得那肯定是站得高，才能“声明”得有气势，也有可能是山高路远林深，小日本的飞机炸不到吧。不想，原来这“到景区开会”，是所来有自呀。1937年，老蒋发表“庐山声明”时，我们的胡大博士作为智囊也是在山上的，当时国事吃紧，胡博士肯定心里暗想多亏早在1928年就游过了，否则亏大了，该死的日本鬼子！

1937年蒋介石发表“庐山宣言”

言归正传，还是说胡博士的1928年吧。话说胡博士到了庐山，还是保持了他一贯的作风，大力开展文化旅游。除了在《庐山志》、《庐山指南》等书的指引下进行游览外，也不忘他自己的新做派。比如，和友人不停地拿了个测高仪，丈量着庐山各地的海拔。同时，也不忘在康有为所购土地的温泉里塞上几个鸡蛋，并感叹一句：康先生要是还活着，可以在这里建个浴室。当然，也还不忘在那五柳先生陶渊明的故里要和上一首现代诗，所谓：“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果然都是典型的胡适旅游风格。当然，最牛的还是要算他那考证的功夫了。

话说胡适之夜晚宿在了一个叫做“归宗寺”的寺院里，随即就对这寺院进行了考证，认为：“归宗寺最多无稽的传说，试考订其最荒谬的几点”。传说这归宗寺是王羲之任浔阳郡守的时候，为西域僧人“佛驮耶舍”修造的。胡博士就首先考证王羲之可没有为佛驮耶舍造过什么塔，顺带就连寺里的“王羲之洗墨池”也给考证了一把。引述《归宗志》中的“临池而池水黑者，谓因墨之多也。羲之虽善书，安能变地脉，易水色，使之久而犹黑哉？”并由此而说：墨池之不可信，便知造寺之说亦不可信。（仔细推敲，这个逻辑也还是有点站不住脚的。仅此一点而言，可能还得考虑二者之间的先后关系与因果关系，才可得此结论吧！咱这也是妄加狡辩一声而已啦。）接下去，胡大博士就开始了他洋洋洒洒的关于塔的考证。

归宗寺后有个金轮峰，峰上有个“舍利塔”，据说是“佛驮耶舍负铁于峰顶成之，以藏如来舍利”。这当然是个传说而已啦。我们的胡大博士就干脆和这“寺内最有趣的传说”耗上了。一口气，ABCDEFG，给一下罗列了七宗罪，认为绝无佛驮耶舍负铁造塔藏舍利之事。接着，还特意说明了一下，说以上七条都是自己在船上所写，回到上海后，参考各书，始知佛驮耶舍根本就没到过庐山，从而又从根本上认定了该传说为无稽之谈。当然也没忘剖析了一把何以有这类传说产生等等问题。

后来被日本人轰掉的庐山归宗寺舍利塔

这就是胡大博士在庐山对归宗塔的考证。胡大博士也回到了上海。可是故事并未结束。

可能就在胡博士正在洋洋洒洒的完成这“考塔记”的当口，有个叫常乃惪的先生正好对胡博士的考证《红楼梦》表示了疑问，觉得你考证那玩意对咱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个啥用呀，这种考证的小把戏，那些小人物干干倒是可以，你胡适之这么大的“唱压轴戏的人，偏来干这种工作，就未免太不应该了。”

我们的胡博士就在这里发表了自己的辩解，不无严肃地说：这考据呀，就是我们这些有“历史考据癖的人”的病，我们呀是看到这“许多捏造的古迹，心里实在忍不住”，这是“自然性情的偏向，很难遏制”。并说，我们这些病正好就是要去医治那“一无凭据足千年”的不可救药的懒病，因为那才是“思想的大仇敌”，而因此就需要“提倡一点怀疑的精神，一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了。

胡博士不无幽默地说：“常先生对于我的《<红楼梦>考证》这样大生气，他若读了我这篇《庐山游记》，见了我考据一个塔的几千字，他一定要气的胡子发抖了。”并在括弧内注道：“且慢，相别多年，常先生不知留了胡子没有，此句待下回见面时考证。”

调侃归调侃，胡博士还是很认真地作了一个回答：

“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胡大博士这一段写得太帅了，就干脆原文统统照抄于此了！（注：只是，前文中一再出现的“佛驮耶舍”，到这段文字怎么就一下子成了“佛陀耶舍”了？也不知是胡大博士当年的错，还是北大出版社这次出版校对上的错。用“百度”考证了一下，发现居然还有“佛驼耶舍”。算了，不管了！——就学点胡大博士的皮毛算了！）

胡大博士的教导

关于胡大博士提出的做学问的方法，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我想我们的社会都已基本完全认同了吧。所以，咱也就不敢妄加发挥了。而对于一个塔的考证，则实际也反映了科学精神下的一种研究态度。“学问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标书（科研项目申请书）写了上去，又有多少能获得那些所谓专家的认同呢。按理说，只要是兴趣之所在，就是研究之所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但于现实，却往往不能有拿经费的妄想了。算了，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生之涯。很多所谓的学问，也只能权当是消遣了。唯有胡大博士，才可说那是“教人方法”！我们广大科研工作者，还是消停消停得了！

悠闲了好几天了，接下去自己也该着手考虑基金申报事宜了！

（胡适《南游杂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

2016/2/2 于玉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