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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从小没有多少机会受到良好的,或者说,系统的教育,招致自己看书从来都是没啥章法,见到就读,随心所欲。虽说少了条条框框的限制,却也实在不系统,不成体系。就拿梁实秋这本《雅舍随笔》来说吧,也是缘于最近闲暇后却不知该看什么了,到了图书馆,突然见书架上有他的“雅舍”系列,好几本,都是崭新崭新的,应该是尚未被人借阅过,就随手拿了两本回来。一本是《雅舍谈吃》,一本是《雅舍随笔》。
11月3日-5日,赴成都开会。古语所谓“蜀道难”,来去不易,现在看来,航班时间也不短,来去路途将近6小时,正好可以消遣一本。临行,稍微纠结了一把,最终还是带上了那本“随笔”。想看看老先生都“读书札记”些啥内容。
该书主要分为“读书札记”、“尺牍寸心”、“诗心盎然”三部分,分别收录了梁老先生的札记、书信与诗歌。读后才发现,还是老先生的那些没头没尾的“书信”,让我更有感触一些,远超于其中的“札记”和“诗心”部分。当然“札记”部分,也不乏好文,“诗心”部分也不乏好诗。好文,如“莎士比亚”的几则、“约翰逊的字典”、“桑福德与墨顿”、“造谣学校”、“拜伦”、“沙发”、以及“竹林七贤”、“饮中八仙歌”等篇。好诗,如“秋月”、“荷花池畔”、“早寒”、“寄怀一多”、“赠”等篇,以及“春天的图画”里“是几个小孩子/在池塘里撑着木筏作戏/捣破了一池春水……”等诗句,其意境似与“拜伦”写给奥格斯塔(拜伦的同父异母姐姐)的“没有一个美貌的女人/有像你这样的魅力/我听到你说话的声音/与水上的音乐无异”相仿佛。
从大体来看,这一辑“尺牍寸心”,主要收录了梁老先生写给一些亲朋故旧的书信,约计24位,其中多为与其“过从密切”之文化中人,其中不乏徐志摩、余光中等知名人士。另附的“旧笺拾零”,其中则包括老先生和郭沫若、郑振铎等人的一些信件往来。
从收录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老先生在60-70年代寓居美国西雅图的时候,写给台湾等地的一些“故旧”的信函。我也就不去认真统计其年代出处了。
这些内容中,其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或者说是感叹吧,就是“亲朋故旧多已成鬼!”似乎,老先生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陆续得到了一些从大陆带来的消息。比如73年底给刘白如先生的信中:“最近家人来信,告以家慈于十年前弃养,享受九十,弟至此始知已成无父母之人矣,痛哉痛哉!”。又如74年初写给张佛千先生的信中:“近日与大陆亲友可以直接通信,故旧大半均已成鬼,侄甥辈来书满纸生产建设,无片语只字话家常,下一辈人乃如此,真可怖也”。在72年5月,老先生曾在给林海音女士的信中感叹:“垂暮之年,远适异邦,心情如何可以想见。”
梁老先生是个恋家的人。按他在68年写给陈秀英女士的信中透露:“我是一个familyman,离不得家。”……“俗语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我就是一个舍不得离开狗窝的人。”后来,从多封信件中可以看出,老先生在这段时间所经历的一件大事,就是74年4月,他与夫人程季淑早晨散步时,程季淑不幸“被路边油漆铁梯倒下击伤,急救行手术后未能从麻醉中转醒,遂告不治,享年七十四岁”。他给林海音的信中甚至说:“我不能再看见花,一看见花就只想摘下来送到坟上去!……,惜花人已长埋地下矣!”
后来,陈秀英等人在台湾专门为梁夫人做了一场法会,超度亡灵。远在美国的梁老先生叮嘱:“规模要尽量小,不要太声张。……。不需布置,花圈挽联,敬求免赐。灵桌上有一两束鲜花即可。”后来的信件中,老先生说自己大哭了一顿,一方面是伤感亡妻,一方面是被朋友的热心所感动。并说,“累你们请假一上午,真是不好意思。”在别的他给朋友的信件中也提及:“能与朋友一起谈谈便是我唯一的乐事也”,以及“‘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我有同感”。看得出来,老先生非常看重友情。朋友一聚是乐事!
当然,朋友何妨也谈钱!梁老先生很有意思,好像也是一点都不忌讳与朋友谈钱,尤其是跟出版界的朋友。在给刘英士的信件中,他在信后干脆附上了一段“近来精神食粮,异常缺乏,来路货尤缺,贵社经费充裕,可否购来一些,朋友亦得分润?”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揩油嘛!在给另一个出版家舒新城先生的信中,老先生干脆开门见山“我最近译了一部英文小说《织工马南传》,计十万字,我想要卖五百元,不知中华书局肯卖否?”在这本《织工马南传》的出版过程中,老先生的信件中,还不时的推荐了他的几个同事的大作。例如,他的友人,一个名叫费照鉴的,老先生是这样推荐的:“近作《浪漫运动》一书,凡数万言,属弟一言为介。……。至于稿费一项,则费君并不计较也”。后来又推荐了一个叫赵少侯的所译的《恨世者》,说:“彼现因需款,欲将此稿售于贵店。……。稿费多少悉听酌裁,乞勿却为祷。”乐于提携朋友,义气!当然,对于稿酬,就不像是对自己那份那么明码要价了,蛮可爱的。当然,这几封信件都没有标注年代,只有日期,也许还是年青时所为。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一位,是梁老先生的学生,可能也就是这二三十个信件主人中间,我们最有可能曾经有所耳闻的一位。他就是余光中。本书收录了老先生分别于72年、73年写给余光中的两封短信。其中一封,老先生对正在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的余光中说:“政大系务繁杂,可想而知,文书鞅掌之余,不知尚有诗兴否?”到了后一封,估计余光中已经告知他自己跳槽到香港中文大学了,他说“至于学校好不好倒无所谓,因为教书本非我们的本愿,不得已而为之,在哪里执教都是一样”。好一个“文书鞅掌之余,尚有诗兴否”,好一个“不得已而为之”,好一个“在哪里执教都是一样”!联系自己目前栖身的高校环境,都不知道该作何感叹才对!兴许,修行嘛,在哪里都是一样!聊以此语忽悠一下自己吧!
再下来,想说的一个话题,可以姑且称之为“文人何必有相轻!”于此,也就稍微啰嗦一点吧。其实,同类之间,按理应该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才对,但是,古往今来,所见的还真是以“同行是冤家”、“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居多。所以,相互唱和者有之,相互猜忌者更有之。甚者,起了杀戮之心者,亦是大有人在。但是从梁老先生的这些书信文字中,则完全可以看出老先生的一种平和。当然他也曾经感叹自己的文字“还能在大陆印,真是奇迹”(1987年给梁锡华的信)。(诡异,难道梁实秋的文字真是八十年代后期才解禁的?闲了再考证。)
他也曾在1972年对陈祖文先生的信中提到:“近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虽多宣传意味,但亦颇多新解。斥杜甫为地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列举许多诗句为证,可发一笑”。好一个“可发一笑”。仅此而已!待看到后附的“旧笺拾零”,始知郭梁二位交情亦匪浅。好像其交情还始于他曾指出了老郭同学翻译中的纰误,而“沫若不以为忤,且表示敬服之意,其雅量有足多者”。当然,对其交往回顾之后,梁实秋也承认“抗战时期,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这时候他已经不复是创造社时代的他,他参加了左翼的阵营。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在抗战时期同在重庆我竟没有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而在老先生回顾他与郑振铎的交往信件时,他写道:“因我发现其中误译之处甚多,默尔而息,不无耿耿,公开指摘,有伤恕道。我就写信给他,率陈所见。在我也许是多事,但无不良动机,在郑氏闻过则喜更表示其虚怀若谷”。而所附的几封信件中,郑振铎甚至直言“我愿意以你为我生平的第一个益友”,并对自己“做事太过粗心”的毛病多有检讨。可见,如果都有一个磊落的胸怀,文人之间真的何必尽是相轻呢!另外,所附的与徐志摩的信件,则披露的是我们那位风流的仁兄,想“乞灵于月老”,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要把一位女学生介绍给梁实秋。梁老先生说,纠缠至最后,他只好未加思索的告诉徐志摩:“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以外没有多说一句话。这也算是志摩同学插科打诨的给本书平添了一点八卦色彩吧!
“我自退休以来,生活较前轻松,日唯以译莎士比亚自遣,……这是我一生中最大一件工作,好坏不计,拖了三十多年卒底于成,私心窃喜。”这是67年除夕写给聂华苓女士的信。老先生在美国的生活,应该还是很充实的,典型的退而不休。“舍下又遭小偷光顾,夜间二点半,我正醒着,故无损失云。”这应该是附在68年6月给陈秀英女士的信内的一则信息。生活,可能就是这样,柴米油盐,唠唠叨叨。老先生也不能例外。更有一封信,其后附有“此处破损,系猫所咬。”
而在另外一封信中,对于一个爱猫如命的蒋新华先生,梁老先生翻译了如下句子,足见其中英文之功力。估计爱猫的朋友见此,肯定多会会心一笑。录于此:
A cat is a lion in a jungle of small bushes.猫是小丛林中的狮。
One needs to watch the cat at work to seethe tiger in the hearth. 看猫施展功夫,犹如在家观虎斗。
A cat at its best is a young girl; a younggirl at her best is a cat. 猫儿可爱至极点就是少女,少女可爱到极点就是猫儿。
好吧,对于这位“曾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出版最高纪录的作家”,我也竟然至此方才以这本《雅舍随笔》一窥大略。所以也就不揣愚陋,仅以上述几点感触为线索,摘录其人其事拼凑为文。读者也大可不以为意,权当缘分了。
(《雅舍随笔》,武汉出版社,2013)
2015年11月8日,于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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