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从小没有多少机会受到良好的，或者说，系统的教育，招致自己看书从来都是没啥章法，见到就读，随心所欲。虽说少了条条框框的限制，却也实在不系统，不成体系。就拿梁实秋这本《雅舍随笔》来说吧，也是缘于最近闲暇后却不知该看什么了，到了图书馆，突然见书架上有他的“雅舍”系列，好几本，都是崭新崭新的，应该是尚未被人借阅过，就随手拿了两本回来。一本是《雅舍谈吃》，一本是《雅舍随笔》。

11月3日-5日，赴成都开会。古语所谓“蜀道难”，来去不易，现在看来，航班时间也不短，来去路途将近6小时，正好可以消遣一本。临行，稍微纠结了一把，最终还是带上了那本“随笔”。想看看老先生都“读书札记”些啥内容。

该书主要分为“读书札记”、“尺牍寸心”、“诗心盎然”三部分，分别收录了梁老先生的札记、书信与诗歌。读后才发现，还是老先生的那些没头没尾的“书信”，让我更有感触一些，远超于其中的“札记”和“诗心”部分。当然“札记”部分，也不乏好文，“诗心”部分也不乏好诗。好文，如“莎士比亚”的几则、“约翰逊的字典”、“桑福德与墨顿”、“造谣学校”、“拜伦”、“沙发”、以及“竹林七贤”、“饮中八仙歌”等篇。好诗，如“秋月”、“荷花池畔”、“早寒”、“寄怀一多”、“赠”等篇，以及“春天的图画”里“是几个小孩子/在池塘里撑着木筏作戏/捣破了一池春水……”等诗句，其意境似与“拜伦”写给奥格斯塔（拜伦的同父异母姐姐）的“没有一个美貌的女人/有像你这样的魅力/我听到你说话的声音/与水上的音乐无异”相仿佛。

从大体来看，这一辑“尺牍寸心”，主要收录了梁老先生写给一些亲朋故旧的书信，约计24位，其中多为与其“过从密切”之文化中人，其中不乏徐志摩、余光中等知名人士。另附的“旧笺拾零”，其中则包括老先生和郭沫若、郑振铎等人的一些信件往来。

从收录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老先生在60-70年代寓居美国西雅图的时候，写给台湾等地的一些“故旧”的信函。我也就不去认真统计其年代出处了。

这些内容中，其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或者说是感叹吧，就是“亲朋故旧多已成鬼！”似乎，老先生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陆续得到了一些从大陆带来的消息。比如73年底给刘白如先生的信中：“最近家人来信，告以家慈于十年前弃养，享受九十，弟至此始知已成无父母之人矣，痛哉痛哉！”。又如74年初写给张佛千先生的信中：“近日与大陆亲友可以直接通信，故旧大半均已成鬼，侄甥辈来书满纸生产建设，无片语只字话家常，下一辈人乃如此，真可怖也”。在72年5月，老先生曾在给林海音女士的信中感叹：“垂暮之年，远适异邦，心情如何可以想见。”

梁老先生是个恋家的人。按他在68年写给陈秀英女士的信中透露：“我是一个familyman，离不得家。”……“俗语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我就是一个舍不得离开狗窝的人。”后来，从多封信件中可以看出，老先生在这段时间所经历的一件大事，就是74年4月，他与夫人程季淑早晨散步时，程季淑不幸“被路边油漆铁梯倒下击伤，急救行手术后未能从麻醉中转醒，遂告不治，享年七十四岁”。他给林海音的信中甚至说：“我不能再看见花，一看见花就只想摘下来送到坟上去！……，惜花人已长埋地下矣！”

后来，陈秀英等人在台湾专门为梁夫人做了一场法会，超度亡灵。远在美国的梁老先生叮嘱：“规模要尽量小，不要太声张。……。不需布置，花圈挽联，敬求免赐。灵桌上有一两束鲜花即可。”后来的信件中，老先生说自己大哭了一顿，一方面是伤感亡妻，一方面是被朋友的热心所感动。并说，“累你们请假一上午，真是不好意思。”在别的他给朋友的信件中也提及：“能与朋友一起谈谈便是我唯一的乐事也”，以及“‘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我有同感”。看得出来，老先生非常看重友情。朋友一聚是乐事！

当然，朋友何妨也谈钱！梁老先生很有意思，好像也是一点都不忌讳与朋友谈钱，尤其是跟出版界的朋友。在给刘英士的信件中，他在信后干脆附上了一段“近来精神食粮，异常缺乏，来路货尤缺，贵社经费充裕，可否购来一些，朋友亦得分润？”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揩油嘛！在给另一个出版家舒新城先生的信中，老先生干脆开门见山“我最近译了一部英文小说《织工马南传》，计十万字，我想要卖五百元，不知中华书局肯卖否？”在这本《织工马南传》的出版过程中，老先生的信件中，还不时的推荐了他的几个同事的大作。例如，他的友人，一个名叫费照鉴的，老先生是这样推荐的：“近作《浪漫运动》一书，凡数万言，属弟一言为介。……。至于稿费一项，则费君并不计较也”。后来又推荐了一个叫赵少侯的所译的《恨世者》，说：“彼现因需款，欲将此稿售于贵店。……。稿费多少悉听酌裁，乞勿却为祷。”乐于提携朋友，义气！当然，对于稿酬，就不像是对自己那份那么明码要价了，蛮可爱的。当然，这几封信件都没有标注年代，只有日期，也许还是年青时所为。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一位，是梁老先生的学生，可能也就是这二三十个信件主人中间，我们最有可能曾经有所耳闻的一位。他就是余光中。本书收录了老先生分别于72年、73年写给余光中的两封短信。其中一封，老先生对正在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的余光中说：“政大系务繁杂，可想而知，文书鞅掌之余，不知尚有诗兴否？”到了后一封，估计余光中已经告知他自己跳槽到香港中文大学了，他说“至于学校好不好倒无所谓，因为教书本非我们的本愿，不得已而为之，在哪里执教都是一样”。好一个“文书鞅掌之余，尚有诗兴否”，好一个“不得已而为之”，好一个“在哪里执教都是一样”！联系自己目前栖身的高校环境，都不知道该作何感叹才对！兴许，修行嘛，在哪里都是一样！聊以此语忽悠一下自己吧！

再下来，想说的一个话题，可以姑且称之为“文人何必有相轻！”于此，也就稍微啰嗦一点吧。其实，同类之间，按理应该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才对，但是，古往今来，所见的还真是以“同行是冤家”、“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居多。所以，相互唱和者有之，相互猜忌者更有之。甚者，起了杀戮之心者，亦是大有人在。但是从梁老先生的这些书信文字中，则完全可以看出老先生的一种平和。当然他也曾经感叹自己的文字“还能在大陆印，真是奇迹”（1987年给梁锡华的信）。（诡异，难道梁实秋的文字真是八十年代后期才解禁的？闲了再考证。）

他也曾在1972年对陈祖文先生的信中提到：“近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虽多宣传意味，但亦颇多新解。斥杜甫为地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列举许多诗句为证，可发一笑”。好一个“可发一笑”。仅此而已！待看到后附的“旧笺拾零”，始知郭梁二位交情亦匪浅。好像其交情还始于他曾指出了老郭同学翻译中的纰误，而“沫若不以为忤，且表示敬服之意，其雅量有足多者”。当然，对其交往回顾之后，梁实秋也承认“抗战时期，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这时候他已经不复是创造社时代的他，他参加了左翼的阵营。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在抗战时期同在重庆我竟没有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而在老先生回顾他与郑振铎的交往信件时，他写道：“因我发现其中误译之处甚多，默尔而息，不无耿耿，公开指摘，有伤恕道。我就写信给他，率陈所见。在我也许是多事，但无不良动机，在郑氏闻过则喜更表示其虚怀若谷”。而所附的几封信件中，郑振铎甚至直言“我愿意以你为我生平的第一个益友”，并对自己“做事太过粗心”的毛病多有检讨。可见，如果都有一个磊落的胸怀，文人之间真的何必尽是相轻呢！另外，所附的与徐志摩的信件，则披露的是我们那位风流的仁兄，想“乞灵于月老”，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要把一位女学生介绍给梁实秋。梁老先生说，纠缠至最后，他只好未加思索的告诉徐志摩：“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以外没有多说一句话。这也算是志摩同学插科打诨的给本书平添了一点八卦色彩吧！

“我自退休以来，生活较前轻松，日唯以译莎士比亚自遣，……这是我一生中最大一件工作，好坏不计，拖了三十多年卒底于成，私心窃喜。”这是67年除夕写给聂华苓女士的信。老先生在美国的生活，应该还是很充实的，典型的退而不休。“舍下又遭小偷光顾，夜间二点半，我正醒着，故无损失云。”这应该是附在68年6月给陈秀英女士的信内的一则信息。生活，可能就是这样，柴米油盐，唠唠叨叨。老先生也不能例外。更有一封信，其后附有“此处破损，系猫所咬。”

而在另外一封信中，对于一个爱猫如命的蒋新华先生，梁老先生翻译了如下句子，足见其中英文之功力。估计爱猫的朋友见此，肯定多会会心一笑。录于此：

A cat is a lion in a jungle of small bushes.猫是小丛林中的狮。

One needs to watch the cat at work to seethe tiger in the hearth. 看猫施展功夫，犹如在家观虎斗。

A cat at its best is a young girl; a younggirl at her best is a cat. 猫儿可爱至极点就是少女，少女可爱到极点就是猫儿。

好吧，对于这位“曾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出版最高纪录的作家”，我也竟然至此方才以这本《雅舍随笔》一窥大略。所以也就不揣愚陋，仅以上述几点感触为线索，摘录其人其事拼凑为文。读者也大可不以为意，权当缘分了。

（《雅舍随笔》，武汉出版社，2013）

2015年11月8日，于玉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