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30日，复旦大学教授杨泽波做了“阳明心学仍是一偏-儒家生生伦理学对阳明历史地位的重估”的讲座。杨泽波曾在《哲学研究》2022年3期上发表“论阳明心学存在的偏颇”的文章，讲座和文章内容相近。

据介绍，文章的主要观点是：

1. 孔子思想有个欲性、仁性和智性三分结构，和西方的感性、理性两分法不同，仁性和智性都是道德的根据。

2. 阳明心学的基础是“心即理”，这个“心”是良心，属于仁性的范畴，阳明于此多有推进，纠正了朱子学理的缺失，这是其功。

3. 阳明心学主张“良知之外更无知”，把格物致知完全纳入心学系统中，等于否定了智性的作用，这是其过。

4. 阳明心学的缺陷直接引出“良知具足”的观念，构成学理上的失误。

5. 阳明思想的失误，是因为留意未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以为顺着孟子的思路走便是得了孔子的真传，其结果自然陷于一偏了”。 

杨教授认为，孟子虽然继承了孔子的仁性，但不自觉地丢掉了孔子的智性，导致孔子和孟子的心性之学出现分歧，他认为，这个分歧是儒学发展的头等重大事件，因此，对于顺着孟子走的阳明学，就要“客观评价”，不能“将其鼓吹为儒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他担心，阳明心学对智性作用的忽视，会影响继承启蒙运动带来的好处，是当前社会许多乱象产生的原因。但是，和朱子的理学类似，良知也有可能导致专制性。

杨泽波讲完后，三位与谈人点评，首先林安悟的点评，主要内容是：

1. 对讲座的标题，林安悟回应说，除了道之外，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能是全面的，即使是孔子的学说也不全面。此前，杨教授也曾给李泽厚捉过偏。（见：“仍是一偏：论李泽厚的新旁出说”，《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2.反对正宗、真传这类宗法式的提法。嫡传是权力问题，不是真理问题。认为在学术界分什么真传、正宗不合适，要凭学术思想本身说话。

3.质疑把孔子思想分为欲性、仁性和智性的三分法。

4.认为阳明心学是对朱子理学后期的专制性、绝对性的反动，强调良知的知指的是从认知到实践的过程，是有践行在内的，是包括慎思、明辨的，是包括仁和智的。所以，重视良知不会陷入泛道德主义。“良知之外更无知”并不是否定了智性的作用，而是把智性融入了良知之内。

我完成赞成林先生的点评内容。

杨泽波教授的研究重点是孟子和牟宗三。读他的文章，听他讲座的首尾两段，我推测他的研究思路是这样的：对当下一些社会现象不满意，将其归结为启蒙任务没完成好，在当下，尤其需要强调智性的作用，强调良知的阳明心学的忽视甚至否定了知性的作用，所以阳明心学大火不是一件好事。阳明心学的偏差源自孟子，从孔子到孟子就走偏了，阳明心学承袭了这一偏差。

杨泽波教授的思考有两点比较可贵。一是思考当下社会，思考传统文化与当下社会的关系。二是提出警惕把阳明心学绝对化导致专制的危机。

可是，杨泽波指责宋明理学因承袭孟子而未得孔子真传，因而陷于“一偏”是不对的。儒学正是在不断的“一偏”中才得到发展的。

回顾当年儒学的产生。以孔子为代表的殷商遗民在周灭商后传承了自己的文明，传承了几百年来形成的制度、典制、礼仪、习俗，但他们并不是把商文明原封不动地拿到周朝，而是极力推崇周公的制礼作乐，这是历史上伟大的“一偏”。李硕在《翦商》一书中指出，商朝是有大规模人祭的。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作为商的后代，孔子欣欣然地说：郁郁乎吾周，这是对周公制礼发自内心的赞叹。周初儒者帮助统治者制定人伦规范、制度安排，约束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制性情，提升德行，打造人们自觉遵守的社会伦理认同。这一偏偏出了日后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主线、底色。

然而，事情还没完。周王朝式微，儒生散入各诸侯国，本来孔子就是因材施教，他的弟子又分别面临不同的问题，自然会把各自发挥孔子思想的不同部分，儒学开始分化，各偏其偏，这里就包括孟子。

孟子的“一偏”是为了回应杨朱和墨家的挑战。杨朱提倡为我，主张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否认君主、威权的意义，墨家强调无差等的爱，反对战争，反对君王的奢靡之风，他们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以致在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有人就用墨子的思想批判孔子的思想，而李泽厚也声称，中国革命中也能看到墨家思想的影响。

但是，在孟子看来，过分利己、不讲远近亲疏远和人伦秩序，会让社会失序。怎么办呢？孟子的方案是，君王要自觉，要有自我约束，要施仁政，要以民为本，不要过度追求礼。孟子的上述主张是基于性善论的，人性本善，只要开发出君王的善，就会有仁政。孟子的做法，既维护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盘，又能争取被墨家吸引过去的人。他这“一偏”是儒家的与时俱进。

孟子的性善论立论并不牢靠，基于性善治国会出问题。在动荡的战国时期，荀子的性恶论应运而生。马基雅维利的君王术利于成就霸业，以致荀子的弟子在性恶论的路上走得更远，创立了法家。

在政治上不择手段的法家用于夺取天下有其功效，可是用于治天下便显出弊病，得解决统治的正当性。因为在家听父兄的，所以在外要听皇帝、父母官的，儒家的思想有种内在的逻辑自洽，把家庭生活中的伦理扩展到社会。汉代提倡尊儒，董仲舒把天人相通的灾异论引入儒学，是在帮汉武帝的忙，维护中央集权，维护专制。这又是儒学“一偏”。

在宋代，受到佛教和道教冲击的儒家，深耕儒学体系建设，成就了理学，理学官学化后，活力减弱，负面作用日显，于是又有了王阳明的心学。长于考据的清代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生对清朝统治者的不合作态度。理学和心学都是“一偏”。

到了康有为，他鼓捣的晚清今文经学问题意识意识更强，是为了变革而从儒学中寻找思想资源，为此用六经注我的方式重新解释传统，他老人家偏得更厉害。

如今，中国经历过西学东渐，经历了百年革命，面临着新形势、新使命、新挑战，儒家还会再偏，偏出新的气象，换个说法，就是儒学的创新型转化和创造性发展。

当然，杨泽波可以解释说，他所指的一偏与前面所讲的不一样，他强调的是“偏”指的是不合理的内容，比如阳明心学的“偏”就是指把它绝对化导致的专制，可是，这是阳明心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还是后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蜕化的败象呢？一种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在初创时，往往生机勃勃，可是到后来就变质了。佛学讲，世间万物，都会经历成、住、坏、空四个阶段，既然这样，过于纠结于“一偏”本身大概是“一偏”。

（文中对儒家发展脉络的梳理参考了马勇的《中国儒学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