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6日，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在中山大学的若海讲坛做了题为“翻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讲座，在网上查到“张隆溪：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与传播：问题与挑战 （https://www.sohu.com/a/161784264_176673—）”，讲座的观点，大多应该能体现他在2017年首届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上的这篇演讲里，读文章比看视频省时间。

张隆溪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读的博士，也曾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执教，对西方学术研究的套路比较熟悉。他指出：西方的汉学研究，既有长处，也有缺欠。他的总体评价是：9世纪和20世纪以来，海外汉学和中国研究对在欧美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汉学和中国研究不是欧美学术的主流，难免有局限。

对国外汉学的长处和局限，张隆溪是这样解释的：它是从外部尤其是西方的立场和观点看中国，不是从中国内部看。因为是“旁观”，有一定客观和批评的距离，往往见解独到，能给中国人启发。但西方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不同于中国学。汉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训练应用于中国研究。形成的汉学研究不同于中国本土学术，同时，存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傲慢与偏见”，以为中国和中国人只能提供研究的材料和对象，只有西方才可能提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西方传教士是在是在文化方面最先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在中国社会，尤其在医疗和教育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在中西交流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张隆溪指出，他们所起的作用，也有不良后果。传教士的主张也是不一样的。在“礼仪之争”中坚持原教旨和教义纯正的一派，批评利玛窦和耶稣会“适应”策略对中国文化让步过多，强调中西的差异，结果，在中西之间设立起互不相通的对立。张隆溪认为纯粹派的思想观念对中西跨文化理解和沟通的努力，到现在仍然还有影响。在强调差异和对立的时候，西方人把中西文化定出了高下。

张隆溪还指出，在近代，西方更是以学术方式阐述了西方思想和哲理的高贵地位。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鲁尔认为，只有欧洲人具有逻辑思维能力，与此对应，原始部落人的原始思维是审美和形象而非理性和逻辑的，他的思想影响到汉学家葛兰言和他的著作《中国人之思维》。后来，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声称，中国语言缺乏明确的语法，中国人的思维没有抽象能力，中国人缺乏对超越、精神和抽象观念的理解能力，认为，因为这个原因，基督教传教在中国没成功。于连是仍健在的法国学者，他在著作中把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描述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思维和两种文化形态，中国乃是西方绝对的“他者”。美国学者尼斯贝特2003年出版了《思想的地理学：亚洲人和欧洲人思维如何不同及其原因》一书，也是强调文化差异。美国汉学家古德炜对中国古代典籍不太生疏，但为了强调中国与希腊不同，就以古希腊神话中诡计多端而巧言善诈的奥德修斯为例，说古代希腊人认为表面现象都是虚假不可信的，古代中国人则大多相信表面现象是可靠的。

张隆溪批评说，把中西思想、文化、传统间的差异说得截然不同，互相对立，就否定了文化交往的可能。为了跨越文化差异，沟通中西思想和传统，就必须批判这种绝对式的文化相对主义，真正站在平等的立场理解对方，在比较中显现各自特点，避免形成文化隔阂。

张隆溪进而分析说，正确理解对方的思想，得先过翻译这一关。中文很复杂，即使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也难免出错。问题不在译文的文字本身，而在原文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文学、哲学之类复杂文本的翻译，要求对原文的思想文化背景的深入了解。中国人把中文著作翻译成外文，可能更难。不仅要语言表达能力强，还要有文体、风格的意识，要熟悉并且把握学术语言规范。

把中国思想介绍到西方有困难，西方作品译成中文遇到同样的问题。一位在澳大利亚的朋友研究了《傲慢与偏见》，在翻阅了近40个中译本之后，发现了太多的问题，有英语水平不高的问题，也有研究不仔细不深入的问题，包括几位知名的“翻译家”的译作都有许多硬伤，其中连高手都容易中招就是对原作的思想文化背景把握不准。所以，他正在着手重新翻译。

记得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说过，要想学哲学，至少掌握两门外语：英语和德语。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哲学著作的翻译，实在太难了。

张隆溪的“翻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讲座的前半部分，可能讲的是前面讨论的这篇文章中涉及到的中国文学译介到国外的困难和挑战，后半部分应该是外国文学译介到中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