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科学技术进展迅速，在一些关键的科学技术领域已经处于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未来发展可期。在国人看来，这只是向历史上应有地位的正常回归。尽管中国一再表明和平崛起的意愿，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所谓“广土巨族”，还是引起了国际上部分地区的不适和恐慌。美国智库近来提出对策，要与中国进行“超级大国马拉松”，并认为关键在于技术和创新。对比中美两国的差距，这一论点倒是可以在国内相当一部分人中得到认同。

中国已经连续多年培养了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大学毕业人数每年在800万人左右。仅仅统计四十年来毕业的大学生的数量，应当已经超过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和基础。然而，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

小平同志曾经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两个命题曾经激发了改革开放初期科研人员的巨大热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观察，如何调整后者，不断适应变化的情况，对提升创新能力有意义。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推动了863, 973，科技攻关，以及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重项目规划和投资渠道的设立，中国的科技投入连年增长，基础研究和开发费用在国家支出的占比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总体上对科技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这些规划项目，科研团队整体投入多，阶段性强，目标清楚，考核验收标准明确，适合于技术开发和工程实现。与此对比，在基础研究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主要渠道。对比于国际惯例，除了项目之外，似乎还缺少对于科学家个人的基础科研经费的稳定保障。目前在国内，一般在国立科研机构和大学，对于一个具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如果没有申请到科研项目经费的支持，其科研活动和招生等可能会受到限制。有些地方更与生活待遇挂钩，对科研人员形成生存压力。因此，能拿到“项目”，成为许多单位和个人追求的目标。客观上是造成过渡竞争、催生种种科研不规范甚至腐败的原因之一。

而科学发展的规律表明，科学研究的进展象世界上大多数物理过程一样，很少是直线型的，更多是波浪式的，有高潮有低潮，重要的成果常常需要常年累月持之以恒的积累。如果没有必要的忍耐和坚持，许多重要的创新成果就会流失。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近年来人工智能热潮的出现，就是人工神经网络研究先驱几十年孤立奋斗的结果。

传统智慧与现代思维也许可以为此提供一种思路。与国际惯例相比，国内学者的社会地位最大的不同，笔者以为在于经济地位的不确定性。走进国外的大学，每个教授都有独立的研究室是常态，其参加正常教学和科研活动，包括招收研究生的经费（至少是部分经费）是有保障的。比如，肯定不用再交自己办公室的“房水电费”。而这在国内是并不罕见的现象。有人戏称，国立研究机构的研究员还不如在公司的打工仔。

笔者参与过一些地方基金评审，3-5万仍要评审，还要支付评审费。“科研人员”没有自主权，不得不围绕着“有权有钱”的部门，有人调侃 "中国的科研计划都是处级制定的"。甚至校级领导也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迎合上级部门的低级办事员，尊严何在？

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老生常谈了，还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田”好像是租来的，有项目经费、交得起房租就有，否则就可能没有。如同从前的佃农，年景不好收成差就要饿肚子，甚至穿不上裤子。始终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何谈创新？

因此，历史上的“推恩令”，有其现代意义。笔者建议，适当减少那些没有实际内容的“大项目”，将其一部分经费，跨过学术“领军人物”、各级“学术领导”，作为基本保障费用，直接拨付给第一线的独立PI（Principal Investigator ）或者“课题组长”，包括教授研究员，使其能够独立自由支配，自主选题，从事基础性研究，维持特定的研究方向和兴趣，可支持研究生的招生和研究助手的部分费用，以及参加学术活动、考察，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等等。比如，依据国家的实力和可能，可以为教授和研究员每年配备50万元的基础支持费用，为副教授和副研究员配备30万元。

一个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上究竟拥有哪些不可剥夺的权力，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单位”负责人的喜好和风格，而这些随着每一任领导的换届是会变的。国家制定的民法典就要实施，科技界也许需要一个“科技法典”，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和秩序。

国人常常沾沾自喜于“醒狮”论。但实际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被缚的雄狮”。我们也许需要一个新的解放，实现真正的“飞龙在天”。

结果可以期待：专利和基础研究论文会出现数量翻番的增长，在国际科技界一骑绝尘、独领风骚。

附：“推恩令”

史载：“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