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图像用于表达和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同时，随着人们生态文明意识的提高，期望与自然和谐相处，又是博物学非常受重视的时代。为什么动植物图像对于学术如此重要？为什么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还要传承和反思我们的博物学传统？张钫博士所著《草木花实敷——明代植物图像寻芳》（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便是想通过回溯历史找寻问题答案的一种尝试。

明代是中国植物图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作者在考察古代“博物”图像传统时，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三维坐标系，认为植物图像的最终呈现受到创作者的植物知识、绘画艺术和版刻技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作者的思考方式，可以看成是将植物图像作为一种产品，从三维立体视角考虑其生产和流通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探索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互动，颇具新意。明代植物图像蔚为大观，研究对象该怎么选取呢？作者结合当时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大背景，选择了本草、农书、谱录中的植物图像进行分析，可以说非常具有代表性。

在多数情况下，植物图像创作者的植物知识、绘画艺术和版刻技法是分离的。很难找到这样一个人，他既有专业的植物知识，又有高超的绘画技术，同时还精通版刻的技术，其实能够同时具备两个方面的素养已经是很不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所见植物图像其实是多人共同完成的作品。所以，“人”的因素就是关键因素。

明初《救荒本草》的编者朱橚是亲王，他有雄厚的财力来准备资料和雇请专业绘画艺术家，又是根据实地植物观测绘制而成，故其图像准确可靠，可起到“按图索骥”的工具书作用。而明代家喻户晓的《本草纲目》则是另一番景象。《本草纲目》以宋代的《证类本草》为蓝本写成。作者李时珍曾经亲自考察采集全国多地的本草植物，并且对历史上的本草著作钻研至深，可以说他的植物知识是非常专业和高水平的。李时珍对于图像非常重视，因此我们可以在《本草纲目》中看到大量的植物图像（有研究认为很多图像是李时珍的儿子增设的）。然而，这些图像并非都是作者比照实物绘制的，有的直接来自《证类本草》，很多是从《证类本草》模仿而来，还有一些是新绘制的图像，但这些新图大都非常拙劣。《本草纲目》对《证类本草》图像的引用并非照搬，而是结合了植物考证工作，从而订正了原来的一些错误。读者所见《本草纲目》中的图像并非李时珍或其子亲自手绘，作为流通商品的刻本，书中的图像是由书商刊刻印刷出来的。比如钱起蔚版本基本上以早期的金陵本为原型，在其基础上对图像进行了改绘，虽然绘制该版本图像的画师和刻工都是比较专业的，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植物学知识基础，导致其图像艺术性有余而准确性不足；到了清代张绍堂版本，又在钱起蔚版本基础上，摹绘了《救荒本草》和《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图像，导致图像跟金陵本出现了较多差异，引起了图像和知识传播的混乱。

图书的不同创作主体具有不同的创作意图，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书中图像的质量。比如作为士人的李中立，创作《本草原始》的目的是帮助鉴别药材，得益于作者的“长于本草”和“精于绘画”，《本草原始》的植物图像可谓精良。但刻书家们的目的就不单纯是为了帮助人们鉴别药材了，他们具有技术工人和商人的身份，需要考虑刊刻的成本和图书的销量。明代已经是读图时代，书商也知道图像对于销量有积极作用，但图像的绘制和刻版都需要较高成本，倘若因此提高书价，又会对销量起到消极作用。所以刻书家们就要从中找一个平衡点，这就可能会导致植物图像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改易。比如杨素卿在刊刻过程中就把《本草原始》和《雷公炮制》合在一起并大幅调整，导致其中图像来源复杂，且版刻质量较差。

图像是知识的一种载体形式，图像的生产与传播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创作者知识来源的影响。就植物图像而言，承载于其上的主要是植物学知识，同时还有绘画知识和刻版知识。先说植物学知识的来源，一是学者层面的文献来源，二是普通民众层面的实践来源。士人遍研前代本草著作，却罕见亲自实地考察植物；而鉴定药材的人却大多依靠自己的实践经验，而不是诉诸书本，这种植物知识的分离就导致植物图像很难进步了。再说绘画的知识，如作者举例，江南闺阁里的文俶在画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她的《金石昆虫草木状》图像大多摹绘自《本草品汇精要》，同时剔除了其中的文本知识，只是从画者的视角关注其审美价值，无意于自然知识的传播。就刻版的知识而言，很难想象一个技艺不精的刻工，也能完美再现别人绘制的精美图像。正如张钫博士所言，植物图像的绘制，其实是一个植物本身、植物名称和植物图像的编码与解码过程。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对于植物图像的编码和解码就会千差万别。

梳理下来，明代不同领域、不同门类的植物图像呈现出多元化和碎片化特征，参与图像生产流通环节的不同群体阶层的知识背景、创作意图则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即“人”是关键。士人、画者、刻工三者的知识隔离与断裂，加上浮躁的学风和功利的倾向，使得植物图像无法推动植物知识的持续有效传播。如果追溯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或许陆王心学可以给出一些解释。与宋代程朱理学讲求格物致知相比，明代心学认为道德修养只需向尽心涵养，不必向外探究，表现在绘画作品上就是求“意”胜于“形”。不过可能限于篇幅，本书对于这一话题的挖掘似不够深，读来略感意犹未尽。

张钫博士的研究可以说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兼具科学史、技术史、艺术史视角，需要广博的知识和深邃的眼光，难度颇大。作者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全面考察了明代整体、多元化的植物图像，构建了植物知识、绘画艺术和版刻技法的三维坐标系，带领我们回溯了散落于其中的明代植物图像，及其产生过程，以及科学和艺术间的互动。今天的时代是多媒体时代，视觉元素在知识传播中的价值更加凸显。如何能够通过关照视觉知识传播中不同群体的知识背景和他们的各自关切，从而保证知识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呢？张钫博士的著作或许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21-5-20（7），题名为：《本草纲目》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