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不相信眼泪

早春二月，新冠病毒肆虐。 我们中国，以及东北亚的邻居日本和韩国，应对坚决而得法，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逐步控制了疫情。 难以想象的是，仅有六千万人口的意大利，竟然有十数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逾两万人死于新冠病毒。先是得知米兰地区疫情严重，不久，传来伦巴第大区、托斯卡纳大区、威尼斯大区和整个意大利沦陷的消息，不幸的意大利成为欧洲的疫中。

我曾经三次去过意大利，在学术界也认识一些意大利朋友；其中，两次到过佛罗伦萨。觉得那里的意大利人比较随和，与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比较接近；一般说，不像英国人那样高傲，不像德国人那样古板。 现在，看到意大利遭受新冠病毒的蹂躏，心中担忧，牵挂那里的朋友，特别是佛罗伦萨的朋友。

一、佛罗伦萨的朋友

第一次去佛罗伦萨，是2004年7月中旬。 此前，我于2004年1月， 先去加州理工学院访问了美国引力波实验室。在帕萨迪纳，通过高能所的访问学者王运永教授认识了DeSalvo Reccardo博士，他是意大利人，将近一米九的大个子，是激光干涉仪的隔振专家，在国际引力波物理界，是非常活跃的人物之一。经 Reccardo博士和欧洲引力波探测站VIRGO的张舟博士介绍，我与中国计量研究院的激光专家钱进教授访问VIRGO，拜会了欧洲引力波探测理事会主席G.Losurdo教授, VIRGO探测站主任F.Menzinger教授和总工程师 B.Giazotto教授，并代表国家天文台台长艾国祥院士，与他们商谈关于引力波探测的合作。

Reccardo博士是非常讲义气的朋友。他为促进中国与欧洲引力波探测站VIRGO的合作，特地从美国飞到意大利，将我和钱进教授介绍给欧洲引力波探测站VIRGO的领导和朋友，并陪同我们参观了有关机构和工厂，为中欧引力波项目的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VIRGO探测站由意大利和法国主导，位于比萨城附近，佛罗伦萨是往来罗马与比萨的必经之地。那次行程匆匆，只在佛罗伦萨停了一天两夜。

第二次去佛罗伦萨，是2007年5月中旬。我先去德国不莱梅参加了世界数据中心的学科主任会议，再应佛罗伦萨大学Ruggero教授及两位工程专家的邀请顺访佛罗伦萨大学，主要目的是参观他们为引力波探测站研制的隔振系统。 之前，我们已分别与美国引力波实验室，欧洲引力波探测委员会，日本引力波探测站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MOU），计划通过国际合作，在国家天文台建一个引力波探测原型机实验室，其中，大功率激光器、真空管道和隔振系统是必不可少的三大部件。

通过Reccardo博士，我认识了Ruggero教授和两位比较年轻的工程专家；我曾经邀请Reccardo先生，Ruggero教授夫妇和两位工程专家参加北京的研讨会，也陪他们参观过一些北京的名胜，如琉璃厂和荣宝斋，伽利略和中国文化是共同的话题，双方谈得来，关系融洽。然而，Ruggero教授夫妇邀请我和内人住在他家，还是有点出乎意料。

佛罗伦萨的地理形势，有点像北京，三面环山，一面平原，当然比北京小多了，不过100平方公里；去掉山地，其城区只有几十平方公里；但是，移步可见雕塑，放眼皆有宫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超一流艺术博物城。 Ruggero教授的家就在古城的中心区；这是一条老街，两侧是三层高的旧式楼房，连同地面，皆用巨石砌成，整条街道古色古调，有几百年历史；街道不太宽，与北京的胡同差不多。白天不允许车辆通行，晚上才可以进入。这也带来一个麻烦：一到夜间，摩托车的轰鸣声此伏彼起，令人心烦，只好将双层百叶窗完全关闭。

那一次，在Ruggero教授家住了三个晚上，Ruggero教授和夫人Medalta热心陪同我们参观了一些标志性的建筑；更多的景点，是自己拿着地图，按图索骥。 有看不完的古建筑、博物馆，欣赏不尽的石雕和绘画。如果用薄如蝉翼去形容佛罗伦萨石雕的衣袂，有些夸张，但如果说石裙若飘，岩裾欲飞，则完全不过分。

那三天，看了不少广场、教堂、宫殿、花园和博物馆，包括百花圣母大教堂，乔托钟楼，旧宫，米开朗基罗广场，藏于美术学院博物馆的大卫雕像，阿诺河上的维吉奥老桥等。没有交通工具，也不需要交通工具，大多在脚程之内，最远的也不过几公里。现在想来，当时还未进入老年人的行列，一天天跑下来，只觉得兴奋，没有觉得太累。

三天后，Ruggero教授和佛罗伦萨大学的两位工程师又亲自驱车数百公里，送我们去米兰之北并接近瑞士边界的科莫，参观那里的机械厂；该机械厂与佛罗伦萨大学，以及两位工程师有密切的联系，引力波探测站的隔振器是他们的主要产品之一。 佛罗伦萨的四位意大利人，加上Reccardo先生一家，以及VIRGO的领导和朋友,对于我们中国人，真是友好、热心和周到。

二、可敬的美第奇家族

在诸多宫殿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美第奇-里卡迪宫，这是美第奇家族早期的府邸。毫不夸张地说，佛罗伦萨的繁荣，欧洲的文艺复兴都是同美第奇家族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无意去细究美第奇家族的历史，知道这个家族曾经大力支持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这样的伟大艺术家，曾经坚决支持和保护了伽利略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就够了。

有人责难伽利略，说他将自己发现的木星卫星命名为《美第奇星》，是为了拍美第奇家族的马屁。客观地说，没有美第奇家族的支持和庇护，伽利略能否活下去都是个问号，哪里还有机会去发现什么木星之卫星。个人以为，应当历史地看待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伽利略的行为表达了他对恩人的感激之情，是符合历史环境的正常之举。按照责难者的逻辑，《永乐大典》是否应该改名为《解缙大典》？《康熙字典》是否应该改名为《陈廷敬字典》？

三、佛罗伦萨不相信眼泪

谈到佛罗伦萨，有一段不得不提及的历史，即十四世纪的欧洲曾经发生黑死病。 那是在1347至1353年间，一方面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正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的起义搞得焦头烂额，另一方面，元朝的兄弟国—金帐汗国又正在向欧洲进军。关于黑死病的起源，尽管有多种具体的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一是蒙古鞑靼骑兵将鼠疫带到了欧洲，二是欧洲的人口因此减少了三分之一。 而本文论及的佛罗伦萨是其中的极重灾区，人口死亡了百分之八十,真正是哀鸿遍野。

一开始，人们在泪水中送走一个又一个亲人。教会告诫人们，这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只能祷告，祈求上帝的宽恕。当成批的人群不断倒毙于乡间街头之后，聪明的首领们逐渐明白：眼泪挡不住病魔，祷告求不来上帝的保佑，必须远离病源，相隔而居，并尽力寻找可用的药物。

不可思议的是，佛罗伦萨在死亡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之后，居然迎来了美第奇家族的兴盛，迎来了几百年的文艺复兴。个人以为，这是值得特别研究的一段历史，是特别值得深思的文化课题、经济学课题和社会学课题。

今日的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在享受了几百年文艺复兴的同时，也养成了极端自由的传统。一方面，酷爱艺术者必定酷爱自由，在自由驰骋的原野里，艺术家产生了伟大的灵感；另一方面，自由往往是同个人至上联系在一起的。 抗疫之初的意大利民众出来游行，反对带口罩，反对孔特政府的居家令，可能与此有关。极端自由的代价十分惨痛，整个意大利沦为新冠病魔肆虐的后院，数万条热爱和平、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生命过早地结束了各自的使命。

令人稍稍宽慰的是：为了回报十二年前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对汶川人民的善意和救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意大利政府和人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特别是派出了几批富有抗疫经验的医疗队。意大利政府和民众也逐步接受了中国武汉抗疫的经验，渐渐控制局势，逐步接近拐点。

祈愿意大利人民，特别是佛罗伦萨的朋友，擦干眼泪，科学抗疫，早日战胜新冠病魔，再创艺术之都的辉煌。

汤克云，2020.4.17 於深圳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