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采访由意得辑专家视点高级编辑 Jayashree Rajagopalan 进行】

引言：我第一次见到 Zabta Khan Shinwari 教授是在迪拜举办的 2016 亚洲科学编辑委员会 (ACSE) 年会，当时我们针对学术研究与发表和科研报告中的道德议题交换了许多有趣的看法。从我们的讨论中，我看见 Shinwari 教授是位充满热情的科学家，热切地想要改变周遭的世界。这个访谈是我们当时在会议中谈话的延伸，Shinwari 教授分享了他个人最关切的几个议题的看法，还有一些关于科研发表的观点。

受访者简介：

Zabta Khan Shinwari 教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得主、巴基斯坦科学院秘书长

Zabta Khan Shinwari 教授，巴基斯坦科学院 (Pakistan Academy of Sciences) 秘书长暨巴基斯坦真纳大学 (Quaid-i-Azam University) 生物技术学系系主任。经过多年的努力，Shinwari 教授为自己挣得了热情的生物伦理学家的头衔，他相信科学家能够通过科研发现和与大众沟通来造福人类，同时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持也是众人皆知的，特别是土著居民的福利和保护，还有他在生物伦理以及生物技术两项教育重要性上的工作。

Shinwari 教授专长领域为分子分类学和系统学，特别是现代植物生物技术，在从巴基斯坦取得得来不易的硕士学位后，Shinwari 教授到日本攻读博士以及多个博士后研究职位。从研究中，他找出了 300 种以上的植物基因，很多基因都展现出恶劣天气和压力的耐受性。

Shinwari 教授与多个组织有所往来，包含巴基斯坦自然历史博物馆 (Pakist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巴基斯坦国家农业研究中心 (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re in Pakistan) 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 巴基斯坦分会等，曾任 Koha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ST) 副总理，在当时对发展学校基础设施和女性高等教育权上具有关键作用。

Shinwari 教授在巴基斯坦当地部落提倡自然资源永续利用和让巴基斯坦弱势团体取得高等教育上付出许多心力。在成功创立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Bannu 和 KUST 医学院 (KIMS) 之外，他还是私人研究单位 Qarshi Research International 的首席执行官，巴基斯坦 Qarshi University 的副总理兼创办人。

Shinwari 教授在推广和培育道德、生物伦理、生物安全和生物技术两用教育上所付出的努力让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所颁发的 2015 UNESCO阿维森纳科学伦理奖 (Avicenna Prize for Ethics in Science) 。Shinwari 教授目前共有超过 300 份科研著作，包含期刊论文、会议论文集、专著和书籍章节。

访谈节录：

首先，我比较好奇您主要的高等教育都是在日本做的，为什么选择日本？适应日本文化容易吗？这个经历对您带来什么改变？

让我给你比较长但坦率的回复。我来自贫穷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位劳工，一肩扛起有九个孩子的大家庭，没有任何父母亲或其他兄弟姐妹的支持，你可以想象这对他来说是多么的艰难（他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之前从阿富汗移民过来）。我们一家住在没有电的棚屋里，我还记得我们在房里养了四只羊，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学业的，但我确实记得我有成为科学家这个疯狂的念头，成为科学家后，克服所有的困境，有更好的生活。

我没有任何偶像之类的榜样，在我完成学业后，当时的校长问我未来有什么计划，我告诉他我想上大学，但我没有钱可以负担高等教育，于是他建议我申请奖学金（我在学校成绩很好），这样就能支付我的学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就去巴基斯坦西边的戈哈特区的高校就读，基于我的学校成绩，他们建议我读生命科学领域。

至于我的学术生涯，我认为我一直很幸运。那时候有更强的力量在支撑我的梦想，尽管我在读研的过程经历了很多困难，接着我开始朝向哲学硕士 (MPhil) 迈进。当时我有打算到德国读书，所以同时也在学德文，然后我得知了有巴基斯坦学生可以申请的留学奖学金，然后拿到了到俄罗斯念书的奖学金，但因为政治动乱的关系，我不想过去，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这件事沮丧了好一阵子。

隔年，日本大学接受了我的博士申请，并提供奖学金，但我需要先接受六个月的日语培训，然后另外六个月的时间准备入学考试，等这些都完成后我才可以开始做研究。当时我很想赶快要成长取得成功，所以拒绝了这个提案，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克服了多少障碍才走到这一步，我没有耐性再等这么长的时间，我想帮助我的父亲。

有人跟我说我这样做很蠢，因为日本的研究助学金相当好，学生通常会延长他们的研究期间至七年左右，而我竟然说要三年读完博士！我告诉他们我是贫穷家庭出生的孩子，我知道怎么用最少的钱生存下来。很幸运地，学校接受了我的提案，我也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只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日语吃了点苦头，但我现在日语说得很好。

读博早期相当辛苦，我住在距离学校二十公里远的宾馆，上学还需要转乘火车，每天我都是最早到最晚离开的学生。有时在转车的时候，我会搭到同一班车、迷路然后走十公里到学校或回家。后来我申请了比较靠近学校的宿舍，虽然房间真的很小，我分配到了一间“榻榻米房”，我到现在都还清楚记得，我的个子比较高，我在房里甚至没法把脚伸直！但我不在意，因为我睡得很少，忙着做博士研究。我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完成博士，所以我在日本的那段时间虽然很辛苦，但学到了很多。

这个经历真的很启发人心！您一开始读的是植物学，接着又改成生物技术研究，为何会转变研究领域？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个人方面的情况，这让我决心在可能的范围内取得越多的学位，所以虽然我自己的兴趣的专长是在生命科学，我并不排斥任何领域的研究。

我相信教育是最重要的。我再分享个轶事吧，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参与了抗议工资太低的罢工，而学校没有老师就无法运作。我聚集了一些高年级的学生，要求校长让我们教低年级的同学，而校长欣然同意我的提议。我会站出来做对的事情，让我在学生时代受到很多好的（和坏的）关注，我很确定，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得到我想受到的教育，我也很确定我会在高校教书。

在我完成博士学业那时，生物技术正暴风席卷科研领域，我的导师告诉我生物技术将会如何改变生命科学研究的未来，于是我被这个尚未开发的领域给吸引，决定要进一步研究，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些年来，随着我越深入生物技术这个领域，我更知道伦理道德跟我们借助生物技术所产生的科研发现一样重要。我们应该要利用已经开始开发的先进的实验室设备，找出治疗致命疾病的方法，但我们却在创造有害的东西，例如核弹。我反对将生物技术用在制造破坏性的武器上。

在我担任的职位中，有一个是世界自然基金会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我从中了解了农夫所遇到的真实生活问题。我也是在那时理解到一般人也有权利，这包含居住在受保护的环境的权利，一个不受侵犯的基本社群权利。对我来说，我清楚地知道道德原则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很重要，不管是科研、学术发表、自然保育、健康保健还是生物科技，都很重要。

我想，您想说的，意识到科研技术的长远运用是吸引你开始关注生物伦理的原因，对吗？

对的，没错！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今日因为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你真的可以创造出人类——如果没有道德规范科学研究的话。以科研发现发展的速度，十年后你不需要社交同伴，不需要结婚，也不需要试管婴儿，你只需要对的化学药剂就能创造出你想要的人。

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例子吧，今天，我们有脊髓灰质炎病毒（又称小儿麻痹症）和合成病毒，或许下一步就是创造合成细菌跟多细胞生物。在你知道之前，我们说不准就创造了合成人类。你也能编辑基因，让我们假设你想要有小孩，而你很明确地知道你想要小孩长得什么样，基因编辑有可能让你的愿望成真！

我想要说的，是生物技术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帮助科研界大大地进步，但我们该关注的，应该是帮助人类处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制造毁灭性的武器，或是尝试合成人类来玩弄上帝。即使我们进行基因编辑，也该是对人类带来好处，而不是为了超越或是控制大自然。

让我们谈谈巴基斯坦科学院，学院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这对巴基斯坦的研究发展有何贡献？还有，您担任秘书长的职责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棒！巴基斯坦科学院 (Pakist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S) 不像全球其他的类似单位，如印度国家科学院 (Indi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INSA) 或中国科学院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这些单位会招揽国内顶级科学家，鼓励科研发展。

PAS 创立于 1953 年，目标是提倡巴基斯坦的科学研究，用科学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参与国际上的科研讨论，提供国内和国际上的机会给巴基斯坦科研人员。PAS 有 85 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杰出科研人员，也有理事会和秘书长（也是首席执行官），每三年选出担任这些职位的科学家。我是自愿当秘书长的，在这个位置上，我要负责填补科学家、政府代表和全球的科研单位代表人士间的沟通和理解落差。

我一定要提一件事，PAS 的 85 位学者全部都是自愿出任这些职位的，而且都是无偿服务 ，学院没有付他们薪水，我们的关系纯粹是出自我们对科研的热情。这个一起工作合作的想法一方面对人类有利，也能打造更好的国内与国际科研沟通，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跟你，跟意得辑专家视点谈话如此特别的原因。这超越印度和巴基斯坦政治纷争，只关注最重要的事——研究和发展。

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很幸运能处在这么有影响力的位置，我可以跟任何人谈科学谈科技，也可以给巴基斯坦政府做顾问。PAS 的人都可以独立跟世界上任何科学家互动，完全不需要担心。

好的，所以您试着用您的知识或取得科研信息的优势来影响政策决策阶层。

是的，从你刚刚这句话中，我会将重点划在两个词上，非常重要的两个词：“科学”和“政策”。我们需要思考，对于“科学政策”，会影响科学的政策，还有“为了政策的科学”，运用科研知识影响政策层级的决策，科学基本上是为了制定政策的，例如，要制定出可以改善国际透明体系的政策，你需要科研知识和进步以及技术才能让这些发生。

我们已经谈了比较大范围的议题，您也在让巴基斯坦农村地区的女性受高等教育上做了不少努力，能跟我们说说这个部分吗？

这也是个好问题。我并没有停在日本博士学位，我继续做了博士后。有一次，我回巴基斯坦探望我的家人，我收到省长发来的信息，在巴基斯坦西部的某个省有点问题，他需要我的帮忙。他希望我接任我的母校，也就是 Koha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ST) 的副校长，但我已有约在先，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我朋友都认为我错了。之后我重新考虑，接受了这个职位，我才发现我是巴基斯坦最年轻的副校长。

省长告诉我 KUST 的主要问题是教育体系和教育质量，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任何女性就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KUST 位处农村部落的中心，这个部落有自己的规则和风俗，部落里大部分的家庭的经济情况也都不是很好，所以当孩子到了该上学的时候，他们会优先送儿子入学，期望儿子成为家里的经济来源。要改变这个情况不简单，但我懂他们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同个省里的部落出来的。

到校的第一天，我到女生宿舍去，跟几位女同学谈话。渐渐的，我说服她们 KUST 是安全的地方，女性也跟男性一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我得想出好几个说辞，让高等教育能吸引女性，例如，我告诉她们通过考试的女生可以免学费，资助她们的教育是我的责任。也有文化障碍，我需要向这些女学生的父母亲再三保证他们不需要担心，只要他们不阻止女孩们念书，我会像保护自己的女儿一样保护他们的孩子。

另外一个问题是 KUST 的行政人员没有女性代表，所以我在第一个月就在几个岗位上招聘了女性员工，例如助理行政和助理副校长等。这些女性的存在降低了女学生进入办公室的疑虑（女学生要和男性沟通通常会感到不自在）。我自己也会直接与学生互动，让他们觉得安全有信心。我离开 KUST 的时候，女学生的比例从 4% 增加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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