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学自治“与学部教授会

现代社会的“大学自治”制度最初源于欧洲特别是德国，后来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大学自治”被认为是日本大学的主要特征之一。,二战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的“大学自治”和学部教授会的存在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大学自治”仅是一个大学管理的习惯制度。这种制度和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大学大都是以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为原型而发展起来,“大学自治”制度这一习惯也是从这两个大学的发展中而定型的。“大学自治”制度在日本的定型与发生在这两个古老大学里的两件事相关联。

首先是日俄战争期间发生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户水事件”。户水宽人是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校的教授,由于一直主张对俄罗斯持强硬态度受到停职处分。对此,以法科大学校教授为中心的全校教授强烈抗议该处分损害了学术自由和大学的独立。结果以当时的主要责任者----文部大臣久田保让辞职和户水教授复职而告终,也就是说教授们取得了胜利。但是,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教授们的抗议并不是处分本身的内容而是针对处分的程序。按照关于帝国大学官制的规定,文部大臣在决定帝国大学教授的人事升迁时,首先必须由教授所在大学的总长提出书面申请。但是当时的文部省在作出这个处分之前总长（校长）并没有书面申请,因此，当时的山川总长也因为没有申请但却接受了文部省对教授的处理而引咎辞职。这个事件确立了总长在教授人事权上的书面申请权,该权力保证了帝国大学相对于文部省的独立性。

其次为大正2年(1913年)发生在京都帝国大学的“泽柳”事件。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总长泽柳政太郎以不称职为由强迫7位教授提出辞呈。虽然7名教授中不包括法科大学校的教授,但是法科大学校的教授和副教授非常重视这件事,法科大学校的教师联名上书向总长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总长在教授人事权上的独裁会威胁学术自由。教授的能力和品行应该仅仅依据学术优劣和研究心的强弱来判断,而做出这种判断的也只有作为同僚的教授才有资格,因此教授的升迁应该尊重教授会的意见，得到教授会的同意。结果泽柳总长辞职,同时文部省发表声明认为总长在运用职权和确定教授人事时应和教授会榷商。这实际上确定了学部教授会的教员人事权,同时也确定了大学内部管理上教授会的主导地位。泽柳总长辞职后,总长采取了公开选举的方式,因此这件事也确定了其后帝国大学总长由校内公开选举,文部省任命的基本方式。

这样就形成了学部教授会相对于文部科学省和以校长为代表的校级管理层的独立性,学部教授会成为日本国立大学 (二战前称为帝国大学)中的主要决策机构。其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国立大学虽几经风波,但这种学部教授会自治的格局一直保留，基本没有改变,即使在侵华战争中的军事管制期间也是如此,二战后美国占领军事当局也没有触动大学自治制度。1948年的教育民主改革起到保障战前已经形成的这个“惯例”作用，使得这个“惯例”得以长期稳定。从法律上明确了教授会的自治地位。

日本的“大学自治”实际上就是学部教授会自治。日本的学部相当于我国大学中的学院,一般包括很多学科(相当于我国的专业和系)。学部教授会自治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具体内容。第一、教授会决定本部门教师的人事任免和升迁。第二、教授会负责学部内诸事务的管理和决策。第三、教授选举产生学部长和学长(即国立大学的校长,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称为总长),学部长由全学部教授选举产生,校长由全学校教授或其代表选举产生。在有些大学,不仅教授、副教授甚至讲师和助手也有参加教授会的权力。但这要由教授会会议内容和性质来定,一般说来到副教授这一级的教授会比较多。

2003年大学法人法案在日本国会得到通过。该法实施后，国立大学校长的选考，将是由一个“校长选考会议”组织来决定，这个组织组成包括校外的成员（审议该校经营状态协议会的校外成员）。教授中只有学部长作为校内代表组成“教育研究评议会”参与选考校长。但是这并没有触动学部教授会自治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