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学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人们还是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为什么? 童话大王郑渊洁曾经因为对学校或老师的不满,硬是让儿子停学,请了几个老师来家里教书,并且只要儿子不满意的教师立马送走.多年过去了,我们不知道老郑是否反思过自己的这一举措,也不知道他自己如何评价其这一举措的科学性.但耳闻他在女儿出生后依然把女儿送到学校去读书了,且听说其女儿的理想是读到博士.我也曾经因为学校的教育对胡适等一批人而抱有偏见,这些偏见直到读大学之后甚至硕士博士之后才陆陆续续得到纠正.前两年女儿读初中时,看到老师的语文测试方法也是觉得难以忍受,但最终还是让孩子继续留在了学校里.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孩子一定要上学?
我曾经经历过数次停学风波.事实上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母亲就认为我可以不用读书了,能够认得且会写自己的名字就不错了,但最严重的停学事件还是发生在小学五年级临毕业前的两个月,大概是母亲担心我考上初中就不好让我停学了.记得自己在离开学校前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自己这辈子的生活已经注定了,在村里生儿育女做饭洗衣,这是可以看到的生活,也觉得日日如此是非常可怕的生活.之后,便开始在家生活,但贼心不死,做完家务活就自学数学(还清楚地记得是繁分数的运算部分),寻找机会继续做母亲的思想工作,终于在初中开学时能继续初中的学习生活了.之后在初中毕业考试之后经历了读初中考师范校还是读高中上大学的两难选择.并有因为上高中尔离家出走的经历.在高中经历了每周两次母亲劝退哭鼻子摸泪的艰难之后,最终考上了大学,结束了退学的烦恼.这算是一个孩子选择学校而不是社会的事例.
在姑娘读初中期间,因为对学校教学方式的不满,我也曾动过让姑娘停学的念头,但终是因为没有考虑好退学后的安排没有告诉孩子自己的想法,孩子也没感觉到这种教学方式有什么不好,就走过了那么一个时段.偶尔有一天看到大江健三郎《在自己的树下》，关于自己与儿子的求学经历的描述,理解了学校还是一个社会,她对于孩子的意义不仅仅是学习文化知识,更是一个学习社会知识的场所 .无论学校怎样,孩子都一定要上学.
下文摘自大江健三郎《在自己的树下》，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
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历程中，我曾经两次思考这个问题，十分幸运的是，最终都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认为那是我遇到的无数问题里寻找到的最好的答案。
最初，我很怀疑，孩子是否要上学。当时我10岁，那年夏天，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
战败使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之前，我们孩子，还有大人，接受的教育一直在说，我们国家最强大最有力量，说天皇是个神。然而战后我们明白，天皇也是人。当时的美国，是我们最害怕也最憎恨的国家，可是后来，又是这个国家成为我们要从战争废墟中重新站起来最需要依赖的国家。
我觉得，这样的转变是对的。可是战争刚结束一个月，我就不愿去学校上学了。因为直到仲夏，一直说“天皇是神，美国人是恶魔”的老师，竟然十分自然地开始说起完全相反的话来，并且也没有对我们做一些诸如以前的教育是错的之类的交待。他们教我们说天皇也是人，美国人是朋友，是那么自然而然。
进驻的美国兵乘坐着几辆吉普车开入密林间的小村落，那天，学生们摇着自制的星条旗用英语高呼“Hello”，站在道路两旁，夹道欢迎他们。我呢，从学校跑出来，跑到森林中去了。
从高处俯视山谷，小模型一样的吉普车沿着河边的道路开进了村庄，如同豆粒大小的孩子们的脸虽然看不清楚，可是，他们的“Hello”喊声却听得真切，我流了眼泪。
从第二天早上起，一去学校，我马上就从后门出去直奔林子，一直到傍晚，都是我一个人度过。我把大本的植物图鉴带到林子里，在图鉴中寻找林子里每一棵树的名字和特性，并把它们一一记在心里。
林子里树木的种类实在太多了，这么多的树都有各自的名字和特性，我觉得十分有趣，简直着了迷。我不打算去上学了，我喜欢能和我一起谈论这些树木的人，可是无论教师还是同学，一个都没有，那么我为什么还一定要去学校，学习一些和将来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呢？
秋季的一个大雨天，我照常进了林子，雨越下越大，连道路也坍塌了。天黑了，我没有走出林子，并且开始发烧，第二天，是村里的一个消防队员在一棵大七叶树的树洞里面发现了昏迷的我，把我救了出去。
回家以后，烧并没有退，从邻村赶来给我看病的医生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没有药可以治。”这话仿佛是有人在梦里和我说一样，我都听到了。可是妈妈对我没有丧失信心，一直看护着我。
一天深夜，我从长时间的昏迷中清醒。我躺在榻榻米上面，妈妈坐在枕头旁边盯着我看。
“妈妈，我会死吧？”
“你不会死的，妈妈在为你祈祷。”
“医生不是说这孩子没救了么？我会死的。”
妈妈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你就是死了，我也可以再生你一次，所以，你不要担心。”
“可是，那个孩子和我不是同一个人啊。”
“不，是一个人。我会把你从生下来之后到现在所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东西和做过的事情全部讲给新生下的你听。这样两个孩子就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孩子了。”
妈妈的话我没有完全明白，但心里平静下来，安安稳稳睡觉了。第二天开始我慢慢康复，到了初冬，我开始想上学了。
不论是在教室里上课还是在运动场上打棒球，我经常会一个人发呆，我想现在活在这里的我，是不是死去之后又被妈妈再生一次的孩子呢？我现在的记忆是不是由妈妈讲的那个死去的孩子所看到、听到、读到的东西和他经历的一切事情形成的呢？并且，是不是我使用那个死去的孩子的语言在说话呢？
我还经常想，教室里、运动场上的孩子们是不是都是没有长大就死去的孩子呢？他们又被重新生出来，听到死去的孩子们的所见所闻，按照他们的样子替他们说话。我有证据：那就是我们都用同样的语言说话。
并且，我们是为了让这种语言完全成为自己的东西才到学校学习的。不仅仅是语文，连自然科学、算术也都是这一继承必需的。如果只是拿着植物图鉴和眼前的林木去对照，那么就永远不能代替死去的那个孩子，只能和他一样，永远不能成为新的孩子。所以我们才都来到了学校，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做游戏。
现在我又想起了一件我成人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的长子叫做光*，他出生的时候头部异常，到了5岁还不会说话。可是他对声音的高低却特别敏感。比起人的语言，他首先记住的是许多鸟儿的叫声，而且他一听到鸟儿的歌声，就能说出鸟的名字来。这是光说话的开始。
光7岁的时候才上学，进入特别班。集中在那里的孩子，身体上都有不同的残疾，有的总是要大声喊叫，有的不能安静，要不停地动，一会儿撞到桌子，一会儿掀翻椅子。光总是用手捂着耳朵，身体呈现僵硬的姿态。
于是我又问自己孩童时期的那个问题，光为什么要去上学呢？我们为什么不回到村子里面去？在林中盖个小房子，我按照植物图鉴确认树木的名字和特性，光听鸟儿的歌唱，妻子就在一旁画我们的速写，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可以呢？
解决了这个摆在我面前的难题的竟然是光。
光进入特别班之后不久，发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不喜欢噪声的小朋友。于是，两个人总是坐在教室的角落里面互相握着对方的手，一起忍耐教室里的吵闹。
不仅如此，光还开始帮助那个活动能力比他差的小朋友去上厕所。能帮助小朋友做一些事情，对光来说，实在是种充满新鲜感的快乐体验。渐渐地，他们两个人开始在距离其他孩子远一点儿的地方摆上椅子，一起听广播里的古典音乐了。
又过了一年，我发现超越了鸟的声音，人类创造的音乐开始成为光可以理解的语言了。他甚至能从播放过的曲子里面记下朋友喜欢的曲目的名字，回到家里还可以找到这张光盘。教师也发现这两个平时很少开口的孩子的语言之中，已经出现了巴赫、莫扎特的名字。
从特别班到养护学校，光是和那个孩子一起上的。高三毕业前夕，教师要为大家举行告别会，作为家长，我也去了。
光从小跟着母亲学钢琴，这会儿已经可以自己作曲了。我根据他们的一段对话写了一首诗，光为它谱了曲，这就是后来的《毕业变奏曲》。
现在对于光来说，音乐是他蕴藏于内心的深刻而丰富的东西，也是他将内心的情感向他人、向社会传达的唯一语言。这种语言是在家庭里发芽，在学校里发展成形的。不仅仅是语文，还有自然科学、算术、体操、音乐，这些都是深刻了解自己，与他人交流的语言。
为了学习这些，无论是什么时代，孩子都是要去上学的。
（摘自大江健三郎《在自己的树下》，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
（责任编辑 郑琰）
*本文作者系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广岛日记》等。
*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生于1963年，先天性脑部畸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如今大江光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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