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文·薛定谔

    薛定谔（1887～1961，Erwin Schrodinger），量子力学创始人，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887年，8月12日出生于维也纳。 1906年，进入维也纳大学物理系学习。1910年，取得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大学第二物理研究所工作。1921年，任瑞士苏黎世大学数学物理学教授。1926年，创立量子论的波动力学，并证明波动力学与矩阵力学在数学上是等价的。1927年，接替普朗克到柏林大学担任理论物理学教授，并成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33年，因纳粹迫害移居英国牛津，在马格达伦学院任访问教授。同年与狄拉克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晚年定居爱尔兰。1956年，返回维也纳大学物理研究所，获得奥地利政府颁发的第一届薛定谔奖。 1961年1月4日，病逝于阿尔卑包赫山村。

    薛定谔曾先后写作了《生命是什么》《科学与人文主义》，《大自然与希腊人》，《科学理论与人》，《心与物》，《我的世界观》和死后出版的《自然规律是什么》等哲学论著和文集，甚至一度设想过在教书之余，以哲学为主要兴趣，以至于被当代著名物理学家西蒙尼认为“是我们世纪的物理学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哲学家”。

    我们方才讨论过的那个基本的真理意境含有一个观念，虽则表达得不完全而且一般化，却比较容易为现代科学思想所吸收；那就是，一系列由遗传连接起来的个体，从一个到另一个的繁殖行为，实际上并不是肉体和精神生命的中断，而只是其紧缩的表现，正由于此，所以当我们谈到我的意识和我祖先的意识的同一性时，这同我说我在熟睡以前和熟睡以后的意识是同一个意识的意思大致是一样的。通常不承认这一事实的理由，是后一例中有记忆存在，而前一例中却显然一点没有。但是今天大多数人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许多动物的本能中，我们所看到的恰恰就是这种超个体的忆。熟悉的例子包括以下这些：鸟类筑巢，而巢总是和这一类鸟儿产蛋的多少和大小相适应的，然而这不可能是鸟儿的个别经验得来的；又如狗在临睡前“铺床”，即使在波斯地毡上也会用脚去踏，就像在草原上把草踏平那样。还有，猫要把自己的粪便埋掉，即使在木板的或石板地上也企图这样做，这只能说明是防止被敌人或被追捕的动物去闻到它们的臭味。

    要在人类中发现同样的现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人的内心总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同时人们还坚信（在我看是错误的）只有完全不经过思想、完全不加考虑的行为才是本能的行为。因此，人们对强调事物主观一面的描述，诸如物种记忆的存在，表示强烈的怀疑，并否认这一大堆现象对我们讲的意识的连续性有任何证明价值。虽然如此，在人类和动物中一样，确实有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情结，并且毫不含糊地具有超个人记忆的痕迹：这就是两性情感的初萌，两性之间的亲力或拒力，对性的好奇心和羞耻心，等等。在恋爱时的那种无法形容的又苦又甜的心情，特别是那种严格选择对象的倾向，这一切最明显地表明有一种只存在于个人意识内而不普遍存在于物种中的特殊记忆痕迹。

    再举个例子：这种人类亘古递传下来印象的“回忆”（西门称Ekphoria），还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吵架”现象上看出来。有人侵犯到我们的权利（不管是事实，还是我们觉得），我们立刻就感到非得狠狠对付一下不可，要责备，辱骂，等等。我们“发火”了，脉息加速，头脑充血，肌肉紧张，发抖好像触电那样，而且往往不由自主地要采取行动。一句话，整个机体已经看得出准备去作我们千百万祖先在类似情况下真正作出过的行动：打击侵犯者并保卫自身，这对我们祖先说来，这样做是完全对的和必要的。但对我们来说，这往往不必要。虽说如此，这类情况我们还是控制不住。即使一个人完全明白要他真的动手，他是决计不会干的，或者知道这样会对自己不利，因此他连脑筋都不会认真动一下；特别是，当他的头脑正在自觉地和全神贯注地考虑最好还是动口而不动手时，因为（我要说）只有用口能保护他不吃大亏，就如同他的祖先们在他们的情况下用拳头一样，尽管如此，一个有这种倾向的人有时还是不免诉诸武力。这说明，他的整个返祖机制严重地妨碍了他采用自己的办法保卫自己。我们的祖先在同样情况下只知道“上呀！上呀！”由于潜在于我们心中的物种记忆在作怪，所以控制自己时，我们就感到很苦痛。有时我们还是不听理性呼声，而只一味盲目行动，结果就造成大错，后悔莫及。

    在这些特殊的事例里，我们特别看得出，我们祖先经历的侵入，看得出我们生命中有一层不是在我们自己个人生活中形成的更早的存在，并起着明显的作用。这样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诸如“同情心”、“憎心”；对某些无害动物的厌恶；到了某些地方觉得很安逸，等等。但不仅是这些例子可以证明人的意识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即使没有上述的这些例子，我们还是可以肯定这是真理。

    我的有意识生命视我的机体组织，尤其是我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特殊结构和作用方式而定。但是这些结构和作用方式在因果关系上和遗传关系上又视我之前就已存在的机体组织的结构和作用方式而定，这些全都和有意识的精神生活相联系，而且这一连串的生理事件并没有任何中断的地方；相反，每一个这样的机体都是下一个机体的蓝图，也是其制造者和材料，从而使它的一个部分长成为它本身的一个复本。请问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该把新意识的开端放在哪里呢？

    但是我脑子的特殊结构和形成的习惯，我的个人经验，事实上，一切我真正叫做我的人格的——这些肯定不是由我祖先的遭遇老早决定了的！如果后面这句话是指我个人的一系列祖先而言，那当然不是如此。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慎重考虑一下在这一节开头时讲的那个不完全的陈述包括哪些范围。因为，我称之为我的较高级的精神自我的结构，在本质上确实是从我祖先的经历那里得来的，但这不是说它完全或主要地限制在我自己祖先这一范围里。如果我下面所要说的不仅仅是玩弄辞藻的话，那么读者就必须弄清楚这一点，即决定一个人的发展过程的是两种因素：

    （a）他的基因的特殊安排，和（b）作用于他的特殊环境格局。读者还必须知道，这两种因素的性质完全相同，因为基因的特殊安排，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发展的可能性，都是在更早的环境影响下并主要依靠这些环境而发展起来的。现在你看，精神人格的涌现，环境的影响整个儿密切联系着，而这些影响又是同类成员（有的活着，有的死了）的精神人格直接造成的。而且要始终记住，我们这些科学家可以而且必须把所有这些 “精神的” 影响看作是别人的机体组织对我们自己的机体组织（就是说，我们的脑神经系统）直接限制和修正，因而这些影响在原则上和我们自己历代祖先们在我身上引起的影响，并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自我是独立的。在每个自我的背后都拖着一条由肉体事件和作为整体的一个特殊部分的精神事件形成的长链，而且我就是这条长链的反应者和延续者。

    随时通过自我的机体、特别是它的脑神经系统的情况，同时通过教育、传统，并由于语言、文字、文献、习俗、生活方式、新形成的环境……一句话，通过千言万语也讲不完的事物，通过这一切，自我不仅仅和它的祖先的遭遇连起来，自我不仅仅是这一切的产物，而毋宁说，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它和这一切就是同一个东西：是这一切的严格的、直接的继续，正如50岁的我是40岁的我的继续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普遍承认，个人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本质的终结；但除了柏拉图和叔本华而外，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家考虑到和以上见解逻辑上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更深刻、更亲切和令人鼓舞的见解：那就是，个人的诞生也同样如此，它并不表明我第一次被创造了出来，而只表明我好像是从酣睡中慢慢醒过来那样。这样一来，我就能看到，我的希望和努力，我的忧虑和恐惧，是同生活在我之前的千百万人们的希望和努力，忧虑和恐惧一样的，而我也可以希望千百年后我在千百年前的渴望得以实现。思想的种籽只有作为我的某些祖先思想的继续，才能在我里面发芽。

    我很清楚，虽然有了叔本华的哲学和吠檀多的经典《奥义书》，但大多数读者虽则会认为我提出的是一个可喜的和恰当的比喻，但不会同意所有意识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这个命题，有什么真正的实际价值。甚至有人会对一家人的意识是同一的这个论点提出异议说，一般说来父母两个生几个儿女，而父母继续活下去，所以是多而不是一。此外，一个人童年记忆的完全消失，好像也表明意识不是连续的。但在我看来，这种从谱系上引起的逻辑和算术的矛盾，倒是一个正面的证明，因为我觉得这恰恰就是意识同一性的主张实际上为科学（如遗传说）所证实了的地方，因此这种矛盾和整个吠檀多论点联系起来看，也就变得无力了，起码可以说明，把算术运用到这些事情上是极端不可靠的。至于记忆的彻底丧失（这肯定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是这种生理的虚幻不朽性的最可疑的地方！）即使不从什么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它，也可以认为，为了形成这样东西，这块可以用来模塑的蜡一遍又一遍地搓平，是多么地会适应的呵！而这样东西即使像叔本华所设想的那样，不想被形成，但事实上仍旧在被形成之中。

（全增嘏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