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人体复杂系统科学探索》.科学出版社.2012

作者：佘振苏 倪志勇

薛定谔的“物质和意识”

如果说，李约瑟注重的是科学思想的哲学层面，那么，薛定谔则从深刻的科学层面上阐述了现代科学发展需要融入东方传统思想的迫切性。

在《物质和意识》这部专著中，薛定谔深入探讨了世界图景缺陷所对应的深刻的科学问题[1]，即，已有的科学世界图景中没有人的“意识”的地位。

薛定谔指出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客观性原则。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在将该原则进行严格表述的同时，我们却将认知主体本身排除在被设法理解的对象之外。对于这一点，近代科学的创始人伽利略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活的动物，我不相信香气或味道或声音，除了一些名称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2]。人们知道，在常识的生活中，感觉和意识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直接通过自己的身体感知我们的精神活动，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精神有直接且密切的联系，两者共同构成我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构建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这一客观世界延伸到周围其他人，乃至整个社会和整个地球生物圈，形成一个丰富的世界。薛定谔指出：“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其他人的身体也是与意识相连，或者就是意识的一部分。虽然我不能绝对有把握地接近其他人的意识，但我毫无理由怀疑它们的存在。因此，我愿意把它们也当做客观事物，当做构成我周围世界的一部分”[3]。

于是，对于我们面前的世界，薛定谔阐述了两个悖论：第一个悖论是一个“无色、冰冷、无声”的世界与我们直接能够体会到的颜色与声音、冷与热这样的感觉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在已有的物理学理论所展示的世界图景中，看不到感觉和意识的存在，而常识却告诉我们感觉和意识是客观存在的。第二个悖论是我们如果认定意识的存在，当我们要寻求意识与物质世界相互作用时，却一无所获。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概念，似乎都没有为这样的相互作用预留位置。在科学的图景中，“物质世界的构建是以把我们自己，即我们的意识排除在外为代价的；意识不属于物质世界，因此显然无法作用或被作用于它的任何部分”。神经生理学家、193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谢灵顿在其名著《人与自然》中也深刻地提出了这个悖论。他说，“我们碰到了僵局。对意识如何作用于物质一无所知。逻辑因果关系的缺乏使我们动摇。这是否是误解？”

心理学家荣格对意识悖论陈述的更为直接：

“所有的科学都是心灵的活动，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心灵。心灵是所有宇宙奇迹中最伟大的，它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西方世界（除了极少的例外）似乎毫不感念心灵的作用。来自外界的认知对象倾泻而来，使得认知的主体退回幕后，不复存在”[4]。

经过一番深入的考察，薛定谔得出结论：对于意识悖论的解决需要科学态度的重建[5]：

“我认为，当今的科学完全陷入‘排除原则’的深渊，却对此以及由此产生的悖论一无所知。意识到这点是可贵的，但并不能解决问题。仿佛你无法通过议会法案将‘排除法则’删去。若要解决这个悖论，科学态度必须重建，科学面貌必须更新，这需要谨慎”。

薛定谔所说的重建科学态度，是指在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上必须突破旧有的观念，从而将我们直接感知、无法回避的意识现象纳入到科学的世界图景之中，即科学面貌必须更新。今天看来，这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薛定谔没有就此止步，他试图继续分析意识的性质，提出深刻的科学问题。关于“意识”现象，薛定谔又提出两个科学悖论：第一个悖论是，“看似有很多个有意识的自我，但世界却只有一个”；第二个悖论是，人体由许多个细胞构成，但是我们却感觉到意识的统一性，在任何时刻，我们只感到一个意识。他说：“我完全无法想象头脑中的意识（我觉得这意识是惟一的）如何由我身体所有（或部分）细胞的意识整合而成的”。这两个悖论都被薛定谔称之为意识的“算术悖论”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两个悖论如何解决？

薛定谔的这番审视，揭示出传统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深蒂固的局限性，他认为，这些局限性的突破，需要东方文化血液的滋养。他说：

我们的科学——希腊科学——是以客观性为基础的，它切断了对认知主体、对精神活动的恰当理解之通路。我认为这正是我们现有思维方式所欠缺的，或许我们可以从东方精神那里输一点血。但这决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谨慎提防其中的谬误——输血总需要非常小心地防止血浆凝结。我们不希望失去我们的科学思想已达到的逻辑上的精确，那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

本书基本上继承了薛定谔上述的思想，设法从东方传统哲学人天观的思想中提炼出系统论的原理，但与现代科学的精妙逻辑相结合，以复杂系统“一元二面多维多层次”的系统观化解上述的各个悖论。不断保留科学的严谨性、逻辑性、客观性，同时找回一个“生动活泼的、充满感觉的”完整的世界。这个过程是细致的，谨慎的，初步实现了这位物理学思想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