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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在研究生扩招的情况下,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正成为教育部和高校考虑的问题。导师是研究生的第一责任人。在当前的形势下,导师不但要指导科研,更要育人。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学生做不出科研,往往不是因为不会用烧杯、试管,更多则是因为其他的事情影响了科研。为此,导师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不厌其烦地引导学生。
本文2016发表于《大学生》,反映了一个研究生导师顶真的育人精神。《解放日报》记者调查核实后,将此作为对研究生“真管真严”的两个例子写入《解放日报》报道。也感谢《新华每日电讯》发文力挺。
去年,我的两位应届毕业生和联合培养的一位研究生均获得国家奖学金和复旦大学优秀学生称号,联培生还获得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今年我的两位应届毕业生均获得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祝贺你们!辛勤付出了,总会得到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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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硕士生读本科时没有经过系统的科研训练,做科研上手慢。他们缺乏“角色认知”,不清楚读研究生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他们受周围浮躁的氛围影响大,往往被社团活动、实习、出国吸引而耽误了学业。并且,师生彼此的性格脾气和做事方法不尽相同。因此,我和课题组的硕士新生经历了艰难的“磨合”。
“别把研一当大四”
小A从一所外地高校考进复旦大学,申请加入我课题组。我给她安排了办公室座位和电脑,布置了研究课题和文献,让她每周找我讨论。但她每周有三天半要上课,过了几周就要期中考试,紧接着要准备PPT、课程论文和期末考试,因此讨论的次数甚少。更让我不爽的是:她报名成为一个纪念馆的志愿者,不但要参加志愿者培训和考试,还要去值班。
我把她叫过来,说:“研究生做科研、发论文才是本职工作。纪念馆附近有个下海庙,如果我上班时间也过去做‘护法’(志工),那像什么呀?”
小A说:“那我周末去好了,不会影响学习的。”
我说:“我情愿你周末在宿舍休息,而不是很累地站在那里,周一无精打采地过来。你从事和课业、科研无关的事情,这让我感到你的心思不在学业上。”
小A的脸一沉:“我可不想成为书呆子,我要做社会人!”
我很吃惊——原本还以为她很随和,没想到脾气这么犟。我说:“你有个师姐,她研一要上课、参加社团活动;研二经常请假看病,不能来实验室;研三时,一会考公务员,一会找工作。最终虽然毕业了,但因为发不出论文而没拿到学位证。希望你一开始就要抓紧,别到时候发不出论文怪老师!”
小A说:“你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不要再说了。我自己会安排好学习和做志愿者的关系。”
我语重心长地说:“别把研一当大四。不要以为读研就是上课、做志愿者。科研才是决定能否毕业的关键。不要以为发SCI论文很简单的。做科研也有可能失败,尤其是时间、精力没有放上去。如果你们年级有1/3的学生发不出SCI论文而无法毕业,那么这1/3的学生很可能包括起步晚、不用功、不骁勇善战的学生。”
见她无动于衷,我撂下一句:“如果你还是不听劝告要去做志愿者,那么你应该慎重考虑转到其他课题组。”
和我有了隔阂后,小A找师兄、师姐诉苦。师兄甲对她说,还是要把自己的活(科研工作)做好。马老师并不是想榨取学生,只是想让学生处于好的状态,尽快达到毕业要求。甲在研一上学期开始做实验,研二上学期投了SCI论文,就有了很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还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和复旦大学优秀学生称号。总之,应该“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
[补记:甲在发表论文后,暑假去“500强”外企实习。毕业时,拿到包括世界顶级外资企业在内的多个工作。]
小A把做志愿者的任务退掉了,我松了一口气。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寒假结束后,我没有见到小A,其他同学告诉我她在给系研究生秘书做助管。我顿时来气了:我对学生三令五申,未经许可不能做助管和家教,她怎么违反我的“禁令”?我打电话给系研究生秘书,请她把小A“解雇”了。
小A哭丧着脸找我,求我让她做助管,我就是不答应。她这才道出经济困难的实情。我很为难:读研究生的假设前提是学生有条件全身心读研。但现在,我还要为学生的经济情况担忧。如果我给小A额外的科研补助,那么我怎么摆平课题组其他学生?而如果我不给她额外的资助,那么势必她要去做助管或者家教,但那会影响科研。思来想去,我核实情况后,给小A安排了一个活很轻的助管工作(而如果做系研究生秘书的助管,每星期要花十多个小时,不但很累,而且会耽误科研)。
经过这件事,小A感动我帮她解决了困难。她在科研上也开始“发动”起来。我们安排好实验计划,我每过两天都找她讨论实验进展,并让甲辅导她。小A由零开始学习样品制备、仪器操作、数据分析和论文撰写,取得了很大进步。她研二上学期投了一篇SCI论文,研二下学期收到编辑要求我们把论文按照审稿人意见修改后发回去的决定信,这时她的信心和干劲更足了。
[补记:小A在论文接收后,利用暑假去著名的外资企业实习。毕业时,拿到包括世界顶级外资企业在内的多个工作,并获得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
“至道无难,惟嫌拣择”
坦坦(化名)从一所外地高校考进复旦大学。报考前,她专程赶到上海和我面谈。她本来想考三年制学术型硕士,但由于名额有限,只能报考两年制专业学位硕士。我更倾向于招学术型硕士生,但见她很优秀、有志气,就答应招收她。
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联系了她,让她提前读文献,但她告诉我,正在复习托福,准备硕士毕业后出国。我告诉她,我所能容忍的底线是她研一上学期搞定托福、GRE,研一下学期开始做实验。
进校后,她对我说,大四时忙着做毕业论文,没怎么准备英语考试,现在还是想准备考托福、GRE。我问她为什么要出国,她说想和读研的男友一起出国。我问她是否认为自己适合走学术道路,她说她自己也不清楚。
我当即告诉她:硕士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也可以“在一起”,并非一定要出国。学术道路很漫长也很艰难,不能为了出国而出国。如果要出国,对于专业学位硕士生来说,进校一年后就要申请了,时间太紧了,即便不上课、不做实验,也不敢保证能考出托福、GRE,更何况还要上课、做实验。我不愿意我的学生为了不大可能的事情浪费时间。
可是她还是苦苦纠结于出国的打算。于是我提出两套方案和她商量。一,研一全年不进实验室,专心复习托福、GRE,但得延期一年毕业。二,先做实验,再复习,延期一年毕业,利用复旦地址联系出国。
但想来想去,学生考托福、GRE并非研究生培养计划的一部分。如果我纵容她,那是我的失职,将来她中期考核没数据汇报,同事和领导都会怪我。如果她最后出不了国或者不准备出国了,对我和她来说都亏大了。
于是,我就让她两年毕业,但在校期间,别让我看到她在看托福、GRE,除非她在确保完成毕业论文的前提下,利用别人找工作的时间复习。我对她说,我不指望靠研究生发表可怜巴巴的几篇论文评“杰青”、长江学者,我知道也评不上,但到我组里就要像到我组里的样子!
托福、GRE事情稍稍平息后,又遇到别的事情。十一长假过后,我让她正式进课题组,每过十天给我汇报文献阅读情况。她在办公室安顿好后,一边看文献一边听音乐、弄手机。我问她怎么一心两用,她的脸色很难看,低着头沉默不语,就像是一个合起来的蚌壳,把自己保护起来。这么一来,我无法和她沟通了。还有一次,我批评她下午上完课就回寝室,周末和晚上还不来办公室、实验室,她就是哭,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我让她读文献,她说很茫然,不知看了有什么用。我让她提出科研点子,她说想不出来,让我给点子。我给了点子,说做出来以后应该能发表《复旦学报》,但她板着脸说她想要发SCI论文(哪怕专业学位硕士毕业不需要发表SCI论文)。
渐渐地,我明白了问题之所在:她在大学期间成绩优秀,是以前本科学校老师、同学心目中的佼佼者,对自己期望值高。但到了复旦,各方面压力大,她心理落差大。一方面,周围一些复旦本科直升上来的同班同学正在撰写科研论文,导师也催她做科研。可她课业压力大,无暇顾及科研,也一下子很难改变自己读本科时“教室、寝室两点一条直线”的习惯(读研更多需要待在办公室、实验室)。另一方面,她有出国的想法,但不知道是否一定要出国,能不能成功出国,出国后的路该怎么走,导师也不支持她出国。
如果她对自己有平常心,以确保毕业为第一要务,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者我说做什么,她就做什么),那么彼此的日子都会非常好过。可她一会儿想着出国,一会儿嫌弃我给她想出的科研点子发不了SCI论文,自己没有实验点子,也经不起批评,那就非常难指导了。
我对坦坦说:“中国禅宗三祖僧璨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运用在我们这件事上,就是:读研究生没有什么难的,就怕挑三拣四。无论这个还是那个实验点子,得赶快做起来!”
我安排了一个博士生指导她执行我想出的科研点子。她得到了一些实验结果后,做科研才渐渐成为了她的习惯。我们的讨论也从争论是否要出国、读研的习惯转移到了具体的科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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