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来在求学、教学、科研方面的一些亲身经历（四）

1939-1941年在万安中学完成初中学业

         8月间我们一家人乘赣江小火轮迁居万安县；因那里不是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较安全；且物价便宜。大伯母、大姑母两家人已早到万安；都租住在北门外离县城约三华里的雁塔王村；我们去时还有一间空房，便三家人挤住在一屋。虽然狭窄；但在避难时亲人能同住在一起也很高兴 。

我于1939年9月转学到万安中学，进初二上。入学前经过考试,由于吸取了年初投考泰和中学时的教训,在考试前认真复习了功课,考试成绩还可以,很顺利地进入了万安中学。万安中学全名是万安县立初级中学，创办于1929年春，创办之初只招收了初中一年级一个班，至1929年底，因故停办，直到1938年重建。我入学时，有初二两个班和初一两个班。万安中学于1938年重建之时，抗日战争已过一周年，学校奉命要尽可能收容日寇占领区的流亡学生，这也是我能够顺利转学的一个原因。

那时万安还不通汽车公路，对外交通只靠赣江水运，仅有小火轮北下泰和、吉安和南上赣州，交通很不方便。因之聘请教师便很困难，那时优秀教师大都不愿到位处偏僻的万安中学任教，致使该校师资水平不高。有少数教师仅是高中毕生，但他们上课都很认真准备，加以他们年轻愿意接近学生，学生对他们也还是很尊敬的。当然，这些教师的业务水平较低，严格说来不够初中教师的条件；但我的经验是，学习主要靠自己努力，只要自己努力了，学业上总是会有收获的。教过我的仅是高中毕业生的年轻教师有两位，其中一位男教师在万安中学仅教了一年，就考上了西南联大，另一位女 教师在万安中学教了几年之后，考上了中正医学院，1948年我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三年级时，她到南京参加毕业实习，还遇见过一次。

在万安中学时，我注意培养自己的自学能力，在初二下时，我发现班上有位同学在自学高中代数，引起了我自学的兴趣，我便向教数学的王老师借了一本高中代数来自学，居然大部分能看懂。我对物理课颇感到兴趣，常向位于万安中学傍的万安县图书馆借物理方面的科普书看；我还写了一篇物理科普文章，以阿基米德称量皇冠为线索趣谈浮力，向万安日报投稿，被录用刊登；这使我很高兴。也是我第一次向报刊投稿。

1940年之后，国民党在江西大肆反共，江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大部遭到破坏。在万安中学的教师中，没有出现过如同在1937-1938年时的高安中学那样，左右两派教师争鸣的现象。当时在万安中学有无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由于我是走读，与同学接触不多，不够了解。我在万安中学求学时，年龄为12-15岁，而当时不少同学年龄在16-20岁之间，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比我更成熟。我现在分析，那时万安中学在表面上虽然平静，而一些同学对当时的国共之争是会有看法的。前几年从《万安中学网站》看到下述一则校史：“1948年9月，万安中学举行首次校庆。在庆祝大会上，县长涂林大肆辱骂师生‘赤化’，丑化本县民众‘无一好人’。当即遭师生反击，蜂涌上台追打；涂奔逃出县，丢职保命。”这证实了我的推测。

 1940年夏天，大姑父漆裕元回到万安家中度暑假，我和他同住一屋。他喜好读书，家中藏有不少各类书刊。我常向他借阅《科学画报》、林语堂主编的《西风》等刊物。《科学画报》上登有星座图；晚间我按图向天空寻找，认识了许多星座；这

引起了我对天文的兴趣。那时我仅是13-14岁的少年，在夏夜的星光下，站在农村寂静的田野中，抬头仰望星空，心旷神怡，这情景极具引发少年求知向上的魅力。回忆这一段亲身经历，联想到国际天文联合会2009年大会‘关于保护暗夜和星光的权利’的决议，深感这一决议很有眼光，值得大家重视。

       1940年三姑母颖琅也来到万安探亲；她送给我一本书，是高尔基为少年儿童写作的小说《錶》，这本书是我第一次接触的苏联进步文学书籍。那时她在江西南城县跟随傅舜华表姑做妇女工作。解放后我才知道那时舜华表姑也是地下共产党员，她曾与裕元姑父一道做颖琅姑母的思想启蒙工作。使得当时颖琅姑母的思想倾向于共产主义，并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后失去组织联系，颖琅姑母的思想有所改变，成了天主教徒，1949年颖琅姑母与三姑父一同留学法国，后来一同去了台湾。在我的家族中，裕元姑父、颖琅姑母、舜华表姑在对待国共两党的思想和态度上同大伯父、二伯父的差异对我的思想发展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