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做历史学教授的同事经常教导我说，看世界形势，观国家强弱，如果从历史长河的大尺度去观察，则往往有不一样的认识。这个同事后来转到别的学校了，他的教导却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其实，不仅仅在历史学领域，在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治史的功夫都是特别令人称道的。斯坦福教授Nathan Rosenberg就是以研究技术发展史为切入点，成为科技政策界顶尖的大牛级人物。

 

不过，本文要介绍的，并不是Rosenberg的著作，而是一个不是特别有名的人写的一部特别优秀的著作。这本书叫做《American Science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作者是Bruce L.R. Smith，本书由地处华盛顿的布鲁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于1990年出版，其时Bruce Smith本人正在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Smith本人从哈佛大学取得的博士学位，学识不凡。他在退休后曾经到我的母校George Mason做过短期的访问教授，不过那时候我已经毕业多年，因而错过了当面讨教的机会。他的这本书，是我选修“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这门课的时候，教授指定的必读书目。

 

这本书并不是鸿篇巨制，也不是详尽的历史考据之作。它的篇幅不大，正文不到200页。因此，要了解美国科技政策演化的历史细节，这本书不能完全满足要求。但是，正如本文标题所点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了解战后美国科技政策演化的指南。这个指南能够帮助读者提纲携领地抓住政策演化的要点，能够把政策变迁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结合在一起，能够提供一个系统的、综合的全景。

 

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科技政策研究行当，“科技政策学”都是一个热门的词汇。美国的NSF设立的“科技与创新政策学”研究项目，大量资助这个行当的有关研究。在中国，类似的研究项目也在启动，有不少单位对此投入了相当的人力资源。在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居然发现，早在1990年，Smith就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章里对科技政策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不过，这不是本书的重点，我就不展开了。简而言之，Smith认为，科技政策应该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1）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2）科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管制的规章；（3）对政府和民间的各类政策与计划进行协调。他把科技政策分为五个方面：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化、规章制度和与国际合作相关的问题。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科技政策学仍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作者认为，二战是美国科技政策的分水岭。二战以前，美国是没有什么国家层面的系统的科技政策的。二战结束后，美国逐步在认识上、政策上、制度上、机构设置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今天仍在发挥作用的战后美国科技体制。但是，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平稳的，而是有波折的，这些变化反映了政府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演化。

 

Smith把美国战后科技政策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0年到1966年。这个期间科技政策的主题，是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基础研究，依据国家预先领域发展应用研究，促进大多数领域的开发研究，并对少数具有潜在危险的技术领域进行规制。国防、空间、原子能等是这一时期关注的焦点。政府对科技的支持是强大的。

 

1966年开始的第二阶段，则更多地强调了科技发展的副作用。60年代初期出版的《寂静的春天》等读物唤醒了人们对科技发展的恐惧心理。人们普遍要求对科技发展所能带来的副作用进行管制，保护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等诉求成为这一时期的优先领域。此外，以往人们普遍认同的基础研究会自动导致相应的应用研究然后带来商业化利益的线性模式受到挑战。政府对科学的资助明显地放缓了。

 

1980年代，在里根政府治理下，开启了美国科技政策的第三个阶段。里根政府在四个方面影响了科技政策的制定。第一，恢复了基础研究是科技发展最核心的部分的信念；第二，强调依靠国内市场来推动技术创新，以加速民用技术的开发；第三，里根政府开启了放松政府管制（deregulation）的运动，修改了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的不少规章制度，为科技发展松绑；第四，强调科技进步在国防、人民健康和福利方面的巨大作用。应当说，里根政府的作为，反映了共和党的信念。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来说，里根政府的政策调整，带来的科研经费的快速增长，这是件大好事儿。

 

因为本书出版于1990年，所以对于美国战后科技政策演化的回顾，作者写到这里就停止了。不过，作者并没有停止在这里，而是进一步论述了美国科技政策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否要改变分散化管理的现状？美国能否负担得起现有研究系统的扩张？是否要加强政府实验室的作用？大学发展应采取什么途径？现有的同行评议制度是最好的吗？如何通过科技进步促进美国产业发展？现有的政策与规章如何协调，是否要修改？

 

无论是考察美国科技政策演化的历史，还是讨论上述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我国当下制定合适的促进科技发展的政策与利用科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科技政策学界前辈、哈佛大学退休教授Harvey Brook说：“这本书是我见到的论述美国科技政策史的著作中，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的确，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覆盖面广，涵盖了有关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如此，本书文笔简练，逻辑清楚，不想有些学术著作那样晦涩难懂，阅读英文原版是一种享受。有鉴于此，本人由衷希望，国内有关单位能够组织翻译出版这样一部篇幅适中、信息量大、给人启迪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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