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1998年3月份，我离开中国科学院来到位于华盛顿郊区的乔治·梅森大学 （GMU, George Mason University）读书。在GMU的公共政策研究所（现为公共政策学院）的一间拥挤的办公室里，跟我的导师 Don E. Kash见了第一面。Kash当时六十出头，1米9左右的大个头，除了腹部微微隆起外，身材挺拔，面容消瘦。他头发已经全白了，显得学者风度十足。在稍事寒暄之后，Kash扭头拿过一摞复印资料，大约有1寸厚，用很粗的橡皮筋捆在一起，说：“这是我正在写的一本书，你有空的时候读一读，有问题我们来讨论。”

  这是一部300多页的书稿，第一页是书名，叫作The Complexity Challen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复杂性挑战：21世纪的技术创新》），作者署名是 Robert W. Rycroft 和Don E. Kash。后来我了解到，本书的第一作者 Robert Rycroft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副教授（2003年升为正教授），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者。他是Kash的学生，也是多年的合作者。关于作者的排名，Kash的老朋友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教授跟我说过，其实这本书的主要贡献者是Kash，不仅主要学术思想是Kash提出的，本书的大部分文稿也是Kash写成的。他说，Kash作了第二作者，体现了他尽力扶持年轻人的美德。

  如同本书作者们在《前言》中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本经历非凡的书稿。1990年代初，两位作者为了探讨美国在技术政策上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减少并消除其在制造业领域（包括高新技术领域）的巨额贸易逆差，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写成了长达350页的手稿。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方兴未艾的复杂性科学，他们迅速发现了这门学科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巨大价值。特别是，跟复杂性科学密切相关的一套语言体系，比如自组织、学习型组织、 路径依赖、收益递增、混沌、网络、锁定等等，比起传统的技术政策研究文献中所采用的语言，更能贴切地描述他们在技术创新问题上的观点。

  于是，他们决定重起炉灶，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全面改写原来的书稿。本书从1993年开始重写，在随后的几年里，Kash和Rycroft陆续在书稿的基础上发表了若干论文，他们把自己的论文和部分书稿寄给同行，征求意见和建议。他们的总体思路，已经从传统的从影响创新活动的因素（比如R&D投入，人力资源，贸易协定等）进行分析的角度，转到一个更宏观的视角上来。具体而言，他们把复杂性科学与新兴的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探讨技术创新的特点，并探索促进技术创新的公共政策。他们采用了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式，但更侧重定性分析。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在学生的参与和帮助下，他们对10几个企业完成了几百页的案例分析报告，并采用案例的实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在经过反复修改后，本书于1998年的下半年终于定稿。有多家出版社跟Kash接洽本书的出版事宜，其中包括了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但最后被选定的出版社，是英国的Pinter，可能是因为两位作者更喜欢英国的学术氛围吧。本书是作为这家出版社的“科学、技术和国际政治经济丛书”的一本问世的。科技政策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英国Sussex大学的 Christopher Freeman和哥伦比亚大学的 Richard Nelson 都给了这部书很高的评价。Freeman说：“这是一部真正面向21世纪的著作，是创新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它超越了以往创新领域对单个公司或行业的研究，而从公司网络的角度分析了复杂系统。对于有兴趣了解新的竞争形式与新的商业组织形式的读者而言，这部书值得一读。” Nelson则建议：“想知道当今技术发展现状、想了解与复杂性技术相关的商业管理模式与公共政策的读者，都应该阅读本书。”

  这本书于1999年正式出版。有意思的是，本书公开出版之前，在中国出版其中译本的运作就开始了，只是其过程并不顺利。

清华大学21世纪研究院的孙荣玲老师曾于1990年代中期在GMU的公共政策研究所以访问学者身份进修学习。她回国后，积极联系并促成了Kash教授1997年的中国之行。当时担任清华大学21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的侯世昌教授跟Kash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侯教授和他的学生们还替Kash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董开石。从此，Kash每次去中国访问，随身携带的名片上，都印有董开石这几个中文字。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的中译本也采用了这一译名。

当时，侯老师了解到Kash当时正在写一本书，得知了书稿的内容后，认为有必要向中国同行介绍本书的成果。在跟Kash谈了这个想法后，Kash很高兴，认为他的书如果能够同时出版英文和中文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于是，1998年，在本书定稿后，Kash把电子版传给了侯老师。侯老师随即组织清华21世纪研究院的研究生们，开始了本书的翻译工作。

清华的学生都是百里挑一的，英文水平自然不用说，研究生们就更厉害了。本书的翻译进展非常迅速，很快完成了译稿，并汇总到侯老师那里。但是，翻译毕竟是慢工 出巧活儿的工作，如此急就章，恐怕质量难以保证。侯世昌老师是老清华，保持着清华人做事严谨、精益求精的传统。他阅读了译文，很快发现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名词术语也没有统一。如果这样拿去出版，怕是不行。此事就这样放下了。

   2000年秋天，我随Kash访问中国，住在清华大学。见到侯教授的时候，Kash问起中文版的事儿，侯教授就据实相告了。Kash转 过来问我愿意不愿意帮着看看译文，我说没问题。这样，等我们回到美国，侯教授的学生就把译文给我发过来了。我看了开头的几章，帮着修改了一些语法上别扭的 地方和一些明显的误译。老实讲，我个人并不喜欢校对别人的翻译稿，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做过几次，感觉费劲的程度，比自己重新翻译一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个 出力不讨好的工作，我校对了几章，给清华的那个学生发过去，让他看看这样行不行。稿子发回去了，却再不见回信。大概学生们忙着毕业找工作之类的事儿，一时 顾不过来吧。

   2001年秋天，我二度陪Kash访 问中国，还是住在清华大学。见到侯老师，问起此事，侯老师说，正在委托他以前的一个学生专门对译稿进行全面的校对。那个学生已经毕业工作了，外文功底不 错，文笔也好。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很可能是那个学生工作太忙顾不上校对吧，总之，一直没有下文，本书的中文版就在不知不觉中夭折了。

   几年的时光，转眼就过去了。200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政策局启动了一个翻译项目，旨在把国外科技政策领域的经典文献有计划地、系统地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以推动国内的科技政策研究。在最初确定翻译的书目的时候，我荣幸地参与其中，做了一点工作。这给了我利用职务之便“夹带私货”的机会。在我的推荐下，Rycroft和Kash的这本书被列出了最终确定的单子。虽说是“夹带私货”，其实从本书的内容而言，如同前文引述的Nelson和Freeman的评语所赞扬的那样，这本书立于科技政策经典文献之列，是实至名归的。

   承担翻译这本书的任务，对我而言，是义不容辞的。第一，作为Kash的学生，我对本书内容的把握应该是较为准确的；而作为科技政策领域的学者，向国内学术界介绍国外的有关研究成果是我应尽的义务。第二，我希望能够以此来答谢Kash对我的培养造就之恩。在我跟随Kash攻读博士学位的6年时间里，无论从学问方面还是从做人方面，都从恩师那里得到了很多教诲。Kash于2004年光荣退休，正在安度晚年。听到我准备再度翻译这本书，他非常高兴，并很快给我发来了他专门为中译本写的前言。对我而言，受老师恩惠多年，总算可以为他做点什么了。

  然而翻译工作的进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完成了本书最初几章的翻译初稿后，2008年下半年，由于我个人身体的原因，翻译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断。随后，由于自己面临升职、评终身教授等压力，不得不忙于写论文、做课题等，以增加自己的实力（翻译成果在我工作的学校是不能算作科研成果的），翻译工作没能重新捡起来。期间，每次跟Kash通电话，他问起这本书的翻译进展，我都是闪烁其词，同时内心觉得愧对老师。

  这里要感谢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刘细文研究员，他是基金委这个翻译项目的实际操作者。他一次一次地催促和耐心等待，让我时时不敢忘记肩上的担子。今年（2012年）赶上我学术休假，可以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抽身，正是完成这项任务的好时机。因此，从暑假开始，我就马不停蹄地继续翻译。现在，整本书都翻译完毕，我也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

  翻译是一件苦差事。我自己没有独立翻译大部头专著的经验，在翻译过程中，深感翻译之难、之琐碎、之枯燥。以前天真地以为，对一本书只要自己读得懂，翻译成汉 语应该是很容易的事儿。现在才明白，这二者之间是存在鸿沟的。把英文翻译成汉语，要做到“信达雅”，不是短期能够练出的功夫。在这里，我要给翻译界的先贤 们深深地鞠上一躬。

  在我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清华大学学生先前的那个译文。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翻译是建立在前人翻译成果之上的产物。在这里，我要向清华大学侯世昌教授和他的那些学生们致谢。尤其是侯老师的严谨学风，值得推崇和学习。

  作为译者序，本来应该加入一些对本书的归纳和评介。不过，本书的第一章末尾，有一个简短扼要的导读，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在这个序言里，我就不 再重复了。如果读者们能够通过我的翻译，能够对复杂技术创新的模式、对创新过程中的核心能力建设、互补性资产的获取、自组织、网络化、组织化学习、路径依 赖、锁定等现象，以及对因应复杂技术创新的技术政策等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本人将深感荣幸。如果科技政策领域的学者能够通过阅读这个译本受到启发，并在各自 的研究工作中利用了本书内容，甚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有独特见解的学术观点，则是本人最大的愿望。如果译文中包含了表达不清、语言晦涩的部分，影响 了读者阅读，则应由本人负全责。限于学识，译文中一定存在谬误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李  宁

2012年8月25日于美国弗吉尼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