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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清华做报告，讲科学基金会成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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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科学网博主liuli副教授邀请，2011年10月25日，我去清华人文学院的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做了一场学术报告。我给liuli的事先提供的题目是：《中美科技政策过程的比较分析：以科学基金会为例》（liuli在科学网上帮忙打出的广告见：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1079&do=blog&id=499573；更早的由liuli授权陈安博士打出的广告见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3483&do=blog&id=496382）。
当天天气不错。因为以前来过一次，这次比较顺利地找对了地方。报告安排在下午4点，liuli事先跟我表示过，因为时间不太合适，这次恐怕没有上次那么多听众，言下之意是要我有个思想准备。这对我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三个人的课我讲过，50个人的课也讲过，人多有人多的讲法，人少有人少的讲法。见到liuli，我们进入会议室。时间还未到，听众在陆陆续续地走进来。我跟liuli说，你要我看的最近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专家评估报告我粗粗看了，挺不错的。liuli问：那你今天讲NSFC的政策，是不是要讲一讲立项方面的政策？我笑着卖了个关子，说：暂时保密。
4点到了，不大的会议室竟然也大致坐满了人，我大致估计了一下，可能有三十左右。liuli很细心，在报告开始前，请听众自我介绍了一下各自的工作或者学习单位。结果发现，除了清华的师生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老师。科学网博主迟菲和蒋科学也到场了，令我倍受鼓舞。
报告一开始，我就开宗明义，告诉大家，今天要讲的不是对NSF或者NSFC的评估，也不是对他们各自立项政策的比较，我要讲的是成立这两个机构的政策过程。这是两段发生在很多年前的老掉牙的故事，一个发生在60多年前，一个发生在30年前。因为涉及的机构都是科学基金会，今天的演讲题目可以叫做 A TALE OF TWO NATIONS.
在我国的学术著作或者一般介绍性文字中，说到美国科学基金会或者中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成立过程的时候，通常会大致地作这样的简单描述：对于美国这头，大致会说，1945年，Vannevar Bush发表了《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著名报告，建议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1950年美国NSF正式成立。对于中国这头，基本上是，1981年，89名学部委员上书中央，建议成立科学基金，中央领导10天内就给予批准，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成立。
巧合的是，从1945年到1950年，间隔了5年；从1981年到1986年，间隔也是5年。五年的时间不能算短，期间能发生好多事儿呢！当年的这两个5年间围绕NSF或者NSFC的成立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5年的间隔？这是我本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原动力，也是我这次在清华的报告的主要内容。
毕竟是在中国最高学府的学术报告，不能靠讲讲故事就完事儿。增加学术成分的办法，是给这两个故事的演进，套上一个理论框架，顺着理论框架来理清故事的脉络，并在理论框架下，对两国的政策过程进行比较。为了叙事方便，我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公共政策过程理论框架，这是从Kington那里借来的（见 John Kingdon.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2/e,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995）。这个框架把政策过程按照先后次序分为四个阶段：议程设定，政策设计，政策择定，和政策执行。
这个四阶段框架去套NSF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NSF的议程设定，是以二战结束之际，美国在思考战后如何更有效地由国家来资助科学研究为标志的。二战前，国家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很少，不成体系，流行的社会理念是一切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但是，由于科学家们在二战期间的杰出表现（原子弹，雷达等），再加上30年代罗斯福新政期间凯恩斯主义的大行其道，使得国家在是否应该资助科学研究问题上已经没有分歧，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资助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在这个形势下，出现了两套相差甚远了政策设计。一方以Vannevar Bush为代表，他的理念和设计都写进了上面提到的那份报告里。另一方，则是以参议员Harley Kilgore为代表。他们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Bush认为，二战经验证明，管理科学事业的最有效的方式是，由国家提供资助，而由科学家自行管理。因此，NSF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科学家手中。Bush的设计是，NSF由9名不在政府任职的科学家组成的理事会管理，由理事会任命NSF的主任。Kilgore则认为，既然建议中的NSF是内阁级别的部门，那么它的建立，就应该遵从建立政府部门的一般程序和公共事务管理的一般那游戏规则，内阁首脑应该由总统来选择，对NSF的管理也要由政府官员和社会贤达来参与。
1945年到1950年，围绕建立NSF的立法过程，充满各种变数，双方有妥协有斗争，还有通过技术手段让眼看就要大功告成的法案胎死腹中的技巧，以及总统断然行使否决权的精彩瞬间。这些争斗的背后，则是民主共和两党间的理念冲突。5年间，尽管Bush关于科学事业应该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的理念深入人心，但是他的政策设计始终未能转变成法律。1950年通过的NSF法案，在政策设计上，实际上更偏向于Kilgore的方案。
中国的NSFC的成立，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过程。从议程设立方面讲，1981年，正是国家逐步拨乱反正百废俱兴的年代，对于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也是起步阶段，1978年全国科技大学带来的“科学的春天”，正在全社会持续升温。在这个环境下，89名学部委员上书中央，建议设立科学基金，把以往按照计划支持基础性研究的方式为按照择优原则以基金形式支持的方式，正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从决策过程讲，相比NSF的5年，NSFC的决策过程是光速，在10天内就完成了。不同于一般的政策过程，NSFC的政策设计，是在决策后进行的。中央批准89名学部委员的上书后，由科学院进行了机构和管理体制的设计，并于1982年在科学院成立了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这个基金经历了数年的试点后，才在1986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先是挂靠科学院，后来才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在对NSF和NSFC的政策过程进行比较的时候，我特别强调，美国实行的是多元化的精英决策方式，中国实行的是一元化的精英决策方式，前者的多元化体现在三权分立两党竞争上，后者的一元化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体制上。二者各有优缺点。美国的决策效率低，但体现了更广泛的民意。NSF的决策，冗长拖沓，充满了偶然性。中国的决策效率高，但决策风险也更高，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更大。好在NSFC通过试点的方式，降低了风险。
拉拉杂杂讲了大约80分钟。我发现，用讲故事的方式做学术报告，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演讲者和听众都感觉比较轻松。随后的时间，用来跟听众讨论并回答问题。大约5点40分，报告会结束。按照惯例，由liuli同志招待了晚宴。
【注：两个故事中，NSF的故事已经成文，并获得了“第七届全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年会”的优秀论文奖，按照会议的说法，这篇文章会在将来刊登在《科学学研究》或者《科研管理》杂志上】
下面是liuli的学生李峰写的关于这次报告的新闻稿，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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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关岛大学副教授李宁博士做客清华大学科学社会学与政策学沙龙，以中美科学基金会为例比较分析中美科技政策过程的差异
李峰
2011年10月25下午，清华大学科学社会学与政策学沙龙第71期“中美科技政策过程的比较分析：以科学基金会为例”在新斋324教室举行，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的liuli副教授主持了本次沙龙。
报告人李宁博士是美国关岛大学工商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曾发表多篇有关科技政策的期刊文章。李宁博士首先介绍了美国科技政策出台的立法过程，然后重点介绍了他研究的两个案例，一个是美国科学基金会成立的历史过程，他详细介绍了美国国会历经五年关于建立美国科学基金会的讨论过程，条理清晰的向听众解释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科学家Vannevar Bush、议员Harley Kilgore、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科学基金会成立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另一个案例是详细分析了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过程，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也历经了五年的试点发展过程，从科研经费拨款方式变革的试点发展成为目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李宁博士对两个案例进行了对比研究，总结了中美科技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决策机制、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差异，指出精英决策与民主决策、政策出台效率与公平各自的优势与不足。
报告结束后，很多听众积极和李宁博士进行互动和讨论，问题也深入到了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和美国科技政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等理论问题。本次沙龙还吸引了我校公共管理学校师生及校外多名人员参与，约四十余位师生参与了本次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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