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好事多磨（上篇）

 

 （2008年10月7日）

 

1998年3月份，我离开中国科学院到George Mason 大学 （GMU）读书。在GMU的公共政策研究所（现为公共政策学院）的一间拥挤的办公室里，跟我的导师 Don E. Kash见了第一面。Kash当时六十出头，1米9左右的大个头，但除了腹部微微隆起外，身材还算挺拔。他面容消瘦，头发已经全白了，显得学者风度十足。

 

在稍事寒暄之后，Kash说，你这个时候才到，我们这里正是学期中间，注册课程已经晚了，就先找两门自己感兴趣的课旁听一下吧。另外，你需要了解一下我现在的研究课题。说着，Kash扭头拿过一摞复印资料来，大约有1寸厚，用很粗的橡皮筋捆在一起：“这是我正在写的一本书，你有空的时候读一读，有问题我们来讨论。”

 

这是一部300多页的书稿，第一页是书名，叫作The Complexity Challen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复杂性挑战：21世纪的技术创新》），作者署名是 Robert W. Rycroft 和Don E. Kash。以我当时的英文水平，读专业的书籍，很费时间，因此并没有很快读完并去跟Kash交流心得。过了一个来月，在Kash的办公室，他又拿过一摞复印资料来，跟上次一样，厚厚的，用橡皮筋勒着。他说：“这是我的书稿的最新修改版，你把前面那个扔掉，读这个吧。” 我顺口问：“这部书你们写了几年来？”“有六、七年了吧，”Kash回答。

 

这个回答令我感慨万分。我出国前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国内的院士、专家见过很多，在科技政策领域，也认识不少人。我见过很多著作等身的国内专家，有的人一年就能写出两三本书来。可我眼前的这位博导，竟然花了六七年还在折腾一本书，真有十年磨一剑的劲头儿。这也太认真了吧！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的第一作者 Robert Rycroft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副教授（2003年升为正教授）。他是Kash的学生，也是多年的合作者。据我的观察和体验，加上后来别的教授跟我谈到的信息，可以判断：其实这本书的主要贡献者是Kash，不仅主要学术思想是Kash提出的，本书的大部分文稿也是Kash写成的。之所以Kash作了第二作者，是他尽力扶持年轻人的美德。

 

后来Kash跟我讲过这本书写作的经过，我才知道这还真是一本经历不凡的书。这本书的计划开始于Kash从俄克拉荷马大学转到GMU不久。Kash在80年代末期出版过一本颇有影响的书，叫Perpetual Innovation（《永远创新》），探讨了为什么美国在科学上领先而在制造业领域落后于日本的原因。但是，Kash觉得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具体说，他想弄明白，美国在技术政策上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减少并消除其在制造业领域（包括高新技术领域）的巨额贸易逆差。

 

开始的思路是这样的：美国是头号科技大国，但是自从1976年以来，其在货物贸易中持续维持逆差，尤其在制造业领域，逆差越来越大，到1995年，制造业领域的逆差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而日本在1995年，就在制造业领域维持了近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理论上说，解决贸易逆差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加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而这些商品中的绝大部分，是技术产品。技术产品的竞争优势是通过不断创新才能得以保持的。

 

顺着这条思路下来，然后就是探讨如何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了。传统的思路，是找出涉及推动创新的活动相关的因素，比如研究与开发、充足的投资、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以及合理的贸易协定等等。他们从这些因素出发，分析美国如何才能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这是一条传统的路子，他们的写作也是驾轻就熟，很快就完成了长达350页手稿。但是，尽管篇幅很长，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分析并不十分令人满意。

 

1993年的一天，Kash的一位学生来到他的办公室，谈话结束以后，学生转身离去，但粗心的学生把自己正在读的一本书忘在Kash的办公室里。Kash后来发现了这本书，信手翻阅，便迅速被书里的内容所吸引。他便打电话给Rycroft，让他也去搞一本来读。这本书就是Mitchell Waldrop的Complexity: the Emerging Science at the Edge of Order and Chaos（米切尔·沃卓普，《复杂性：秩序与混乱边界的新科学》，有中译本，但译文被骂得狗血喷头）。

 

Kash和Rycroft均发现了这本书的价值。对于他们而言，这本书的价值体现在作者所采用的词汇和语言系统。那是跟复杂性科学密切相关的一套语言体系，比如自组织、学习型组织、路径依赖、收益递增、混沌、网络、锁定等等。他们发现，这套语言系统，比起他们一直采用的那些传统语言来，更能贴切地描述他们在技术创新问题上的观点。两个月之后，他们决定扔掉原稿，重起炉灶。这是需要勇气的。

 

从1993年开始重写，到1998年成稿期间，Kash和Rycroft陆续在书稿的基础上发表了若干论文，他们把自己的论文和部分书稿寄给同行，征求意见和建议。他们的总体思路，已经从传统的从影响创新活动的因素进行分析的角度，转到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上来。具体而言，他们把复杂性科学与新兴的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探讨技术创新的特点，并探索促进技术创新的公共政策。他们采用了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式，但更侧重定性分析。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在学生的参与和帮助下，他们对10来个企业完成了几百页的案例分析报告。

 

1998年是收获的季节。一直有出版社跟Kash接洽本书的出版事宜，其中包括了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但最后Kash选定的出版社，是英国的Pinter，可能是因为Kash更喜欢英国的学术氛围吧。本书是作为这家出版社的“科学、技术和国际政治经济丛书”的一本问世的。科技政策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英国Sussex大学的 Christopher Freeman和格伦比亚大学的 Richard Nelson 都给了这部书很高的评价。Freeman说：“这是一部真正面向21世纪的著作，是创新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它超越了以往创新领域对个体公司或行业的研究，从公司网络的角度对分析了复杂系统。对与有兴趣了解新的竞争形式与新的商业组织形式的读者而言，这是一部基本读物。” Nelson则建议：“想知道当今技术发展现状、想了解与复杂性技术相关的商业管理模式与公共政策的读者，都应该阅读本书。”

 

这本书最终问世于1999年。Kash送了我一本，并签字留念。本书论证的过程用了大量的国际贸易数据，Kash的学生们为他建了一个小型的国际贸易数据库。我从1998年起，接管了这个数据库。书稿最后用到的数据，也算有我的一点贡献吧。

 

在本书公开出版之前，在中国出版其中译本的运作就开始了，但其历程并不顺利。（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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