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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库恩：学术职称道路上的遭遇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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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侠兄在他的博文《由托马斯．库恩的遭遇联想到张志东的猜想》（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20162）中提到库恩这个人在评定职称的时候历尽曲折，并且说库恩的生平是“中年辉煌、晚年落寞，身后寂寞”，这引起了我对库恩生平的极大兴趣。我对库恩没有什么专门的研究，仅仅在读博士的时候，因为是必读材料，不得不硬着头皮通读了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因为这本书里充斥着复杂的英语句式，当年觉得晦涩极了。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我导师说过，任何一名社会科学家，如果能写一本这样的书，都足以骄傲一辈子了。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96）的名气很响，他被认为是美国科学哲学领域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人物。我以一个外行的眼光瞎预测一下，恐怕就算再过半个世纪，科学哲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还是他。在中国，无论哪个专业的人，只要学过一点科学哲学（常常涵盖在自然辩证法课程里），就肯定知道有库恩这号人物。
库恩在科学哲学、科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过，他的声望的一大半、甚至80%以上，应该归功于他所创造的“范式”（paradigm）概念，并以这个概念为核心对科学发展历程的解释。这些理论都包含在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
在库恩看来，范式是科学研究工作得出的一系列结果（包括定理、理论、应用、科学仪器等等）共同构成的一个特定的、自恰的科学研究平台。做为一个范式，在解释自然方面，其理论应该好于过去的范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范式应该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一个范式被广泛接受，意味着一个科学领域的成熟。这时候科学发展就进入了“常规科学”时期。当利用现有范式不能解释某些自然现象时，就是库恩所谓的“反常”，进而出现他所谓的“危机”，直至新的、能解释这些现象的新范式出现。库恩强调，新旧范式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通路，换句话说，就是靠旧范式的知识体系推导不出新的范式。范式的更替被库恩称为“科学革命”。在他看来，科学发展就是常规科学时期（应用科学理论解难题）与科学革命时期（解决科学理论危机）的交替发展的过程。
上面这段读起来很别扭的话是我根据我当年写的库恩这本书的摘要翻译过来的。我对库恩的理论了解不多，只好翻翻当年的读书笔记来充数了。好在本文的重点不是评述库恩的学术思想，而是要介绍一点库恩当年评职称的八卦，这段话就姑且充作背景介绍吧。
前面说了，李侠兄的博文引起了我对库恩生平的兴趣。一旦惦记上了，还有些欲罢不能了。于是，我就花了点儿时间，google了一些网上能够看到的关于库恩的英文资料，没有细看，只是浏览了一下，重点是寻找库恩职称评定过程中的磨难故事。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资料来源我就不一一注明了，太麻烦，大家姑且当八卦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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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生于1922年，1943年学士，1946年硕士，1949年博士，专业都是物理，学位都是在哈佛拿的。他原来做理论物理，后来转到凝聚态物理上。他做博士论文的导师大名鼎鼎，名叫James Van Vleck，后来拿过诺贝尔奖。不过，在哈佛对库恩影响最大的人并不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而是当时的哈佛校长柯南特（James B. Conant），这也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参与组织领导了制造原子弹的Manhattan工程。
柯南特对库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是库恩进入科学史领域的引路人。库恩还在做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柯南特就在哈佛开设科学史课程，作为自然科学专业学生的普通基础课（General Education），并安排库恩讲授这个课程。这一下把库恩引入了科学史领域，令他对此着迷，并决定从物理学领域转行到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为了备课，库恩研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开始觉得这个古希腊人错得离谱，跟牛顿力学是格格不入的，后来库恩意识到，亚里士多德是很有道理的，他只是用了跟牛顿不一样的框架和思路来表述自己的理论罢了。库恩的这一认识跟他日后发展出一套全新的科学发展理论恐怕不无关系。
在柯南特支持下，库恩于1948年成为哈佛大学学者学会（Society of Fellows）的初级会员（Junior Fellow），并以这个身份讲授科学史课程。三年后，库恩晋升为讲师（Instructor），1952年，晋升为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这个看起来一帆风顺的学术进阶之路，到了1956年库恩申请成为终身教授（Tenure）的时候，出现了麻烦。
当时，柯南特已经于两年前从哈佛校长任上退下，转任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去了。库恩在学校失去了最强有力的靠山。他赖以学术进阶的成果，主要是一本名为《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的书的手稿（这本书于1957年正式出版）。评审委员会认为，这本书的内容过于大众化，而学术味道不足，同时他们觉得库恩还没有成为在任何一个专业上有较深造诣的专家。这个评判其实不能算不靠谱，因为库恩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基本都是自学来的。当然，背后还有一层没有明说的原因是评审委员会认为库恩只是靠了柯南特才拿到现在的职位的。
当时跟库恩竞争这个科学史终身教授职位、并最终打败库恩顺利坐上这个教席的人，也不是无名之辈。他的名字叫做博纳特·科恩（I. Bernard Cohen）, 科学史集大成者萨顿（George Sarton）的学生。当时，科恩已经在科学史领域崭露头脚，是一个大家都看好的、有前途的科学史研究者。他后来的表现，也的确没有让哈佛失望，成就斐然，著作等身。他活了89岁，2003年去世。这里提一句，他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技政策项目的创始人之一。
还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儿。科恩对爱因斯坦的采访是老爱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这个采访是在1955年4月进行的，文章发表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之所以提这件事儿，是因为无独有偶，库恩在这方面也有独特贡献。库恩采访的对象是跟爱因斯坦发生过激励争论的量子力学大家玻尔先生，这次采访的录音是玻尔生前被录到的最后一段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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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没有拿到终身教授职位，库恩于是接受了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作邀请，成为伯克利大学科学哲学助理教授。后来这个职位变成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两个学科共用的教席。1958年，库恩升为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1961年，库恩成为伯克利的科学史正教授（Full professor）。这个过程，看起来一帆风顺，其实是暗涛汹涌的，库恩的升迁过程真是曲折。
注意到我用了“科学史正教授”的称谓，这是有原因的。库恩升教授的时候，伯克利的评审委员会认为，库恩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科学史方面，在科学哲学方面，库恩的造诣还没有达到教授的水准。不能不说，这个结论对于库恩来讲，在精神上是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库恩最初接受的伯克利的职位，就是个科学哲学的教职，库恩当时的研究兴趣，也更多地放到了科学哲学领域。库恩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还好他没有消沉。一年以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向世人证明了他在科学哲学领域的造诣，并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地位。
1964年，库恩转到普林斯顿，成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M. Taylor Pyne讲席教授。他在普林斯顿一直待了15年。1979年，库恩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所在地的坎布里奇，不过他没有回母校任教，而是去了毗邻母校的麻省理工学院，担任Laurance S. Rockefeller 哲学讲席教授，直至1991年退休。
库恩的晚年似乎并不像李侠兄提到的那样落寞，死后也并不寂寞。他的学术职称已经到了讲席教授，而且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库恩于1968-70年间担任美国科学史协会的主席，于1982年获得了美国科技史协会最高奖——萨顿奖章。库恩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他的遗孀，还有跟前妻生的两女一男三个儿女，看起来也算是家庭比较圆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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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据李侠兄讲，指出库恩晚年落寞死后寂寞的，是科学哲学前辈、久居海外的纪树立先生。纪先生是《结构》一书最早的译者，在国内科学哲学领域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他对库恩的了解应该比我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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