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生态文化极为丰富，本文主要介绍云南藏族地区的神山信仰和轮牧系统、彝族地区的森林文化、哀牢山哈尼族地区的森林-梯田生态文化、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地区的朴素生态观和传统文化景观，阐明生态文化是把自然生态系统当作人类生命的支持系统而同时维系人类自身及其生命支撑系统并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以保护性利用生物多样性为特质。在社会经济同一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云南边疆多民族的生态文化受到冲击与修饰，人类试图凌驾于生物与环境之上而发生诸多冲突。国家开展的一些绿色建设活动，促进了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以此为例，认为生态文明属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在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上，以生态文化的范式基于生态智慧而走出以人类为中心、促进“环境-生物-人类”整体协调的文明形态。（仅供参阅，不得抄录、摘录、引用！）

关键词：生态文化；生态智慧；民族传统；环境-生物-人类系统

一、从生态文化到生态文明的“环境-生物-人类”整体协调演进概念

（一）生态文明的认识

西方人很早就开展生态文明问题的研究，但生态文明(ecologicalcivilization）这个术语，国外学术文献和大众媒体并不多见，而在国内却几乎家喻户晓。[①]因而，生态文明被当做国人创举，在理论上有很多论述，甚至被视为国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社会实践方面，很多县市省（区）把生态文明建设当做区域发展目标，提出很多规范建设行为的指标体系。[②]也有很多社会团体、爱心人士，在生态文明的旗帜下践行自己理解的生态文明活动。但良莠不齐，有的是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甚至环境卫生的翻版，有的则违背自然生态规律，在文明的幌子下做不文明的事。例如，在中国北方收集“海鸥”运送到南方，重现“海鸥飞舞”壮丽景致以满足人的“爱鸟情怀”。在没有客观理解生态文明实质之前，就贸然践行“生态文明”，是十分危险的。早在1990年代初期，“生态”字样就得到国内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可惜，时至今日，受利益驱使而破坏生态环境的个人和集体行为，比比皆是。例如，我国西南某地号称让公众欣赏野生动物而提高全民生态保护意识，把大型野生动物聚集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辟为收费景区，野生动物肇事甚至致人伤亡频繁发生，年年不断。因此，要提倡生态文明，更要理解生态文明。

对生态文明概念，有很多文字上的论述，但忽视自然环境的约束和自然生物的生存而泛谈人类的力量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难以步入生态文明景致的。

王如松院士从生态的角度把人类文明归纳为从低级到高级的5个阶段的论述，值得推崇。[③]原始文明的特征是采摘狩猎，火和金属工具，为适应自生式的社会形态；农业文明的特征是种植养殖，发明灌溉和施肥育种，为循环再生式的社会形态；工业文明的特征是市场经济，大规模使用化石能源和机械化工产品，为掠夺竞生式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文明的特征是社会公平与生态和谐，强调社会公德和行政管理，为协同共生式的社会形态。这些文明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文明的特征是人类社会及其支撑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以知识经济和生态技术为标志，在自然规律约束下自由发展，自然演化。

人类文明的演进，总是以提高生产力为手段，逐步强大，试图摆脱自然的束缚，但多陷入不可持续的困境，唯有走出人类中心意识、步入人类与自然环境、自然生物的协调共进整体，才能得以持续。显然，生态文明的实质是把自然环境、自然生物和人类社会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自然规律的指导下，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环境-生物-人类”的整体协调演进。

（二）借生态文化范式，摒弃“腐朽”、发扬“先进”，促进人类生态文明演进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人类总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与繁衍，从未间断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也从未间断学习、师法自然，淀积了对自然和对人类自身的认识，通常被概括为“人类文化”。人类文化，有的是仅仅为了人类自身而忽略自然，为“腐朽文化”，有的则兼顾人类自身的生存繁衍和自然发展，为“先进文化”。从生物发生发展的角度，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里的其他生物与环境共同形成生物圈，或称“人类-自然生态系统”，人类围绕着自然环境及资源展开各种活动。又因人类具有文化而在生物圈上建立起一个文化圈层。[④]在文化圈层中，人类与自然最直接最紧密的是科学技术，随之是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最后是要通过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才能实现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不能离开具体的自然环境及资源而持续存在的人类文化，但却能通过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而改变自然环境及资源。那么，是人主宰自然还是人依附自然，则成为中西方哲学思想上截然相反的观点：西方主张人类主宰一切，东方强调以山水自然为本[⑤]。因此，人类总是在摒弃腐朽价值观和发扬先进价值观的过程中演进，体现为生态文化（ecologicalculture）：把自然生态系统当作人类生命的支持系统，人类同时维系自身及其生命支撑系统而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审美观和道德准则。[⑥]在生态文化约束下，逐渐摒弃那些仅仅为了人类自己的“腐朽文化”而发扬兼顾人类自身和维持自身生存繁衍的自然的“先进文化”，实现“环境-生物-人类”的不可分割和整体协调演进，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二、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保护性利用生物多样性特质

那么，在特定的自然地理单元中，生态文化是如何在具体生活中体现的，生态文明又是如何演进的呢？通过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案例分析，阐述以保护性利用生物多样性为特质的生态文化，及其对生态文明的贡献。

（一）滇西北藏族地区的神山信仰、轮牧系统

滇西北地处青藏高原东南，为我国横断山区高山峡谷的典型地段，具有独特的高山亚高山与河谷台地相间排列的自然环境格局，气候多样、森林草地复杂、生物多样性丰富而特殊。在与自然环境唇齿相依的发展演化过程中，滇西北藏族总结出一套实用的传统知识技术体系，即生态文化，维系着自身的生计和当地的自然环境发展及资源利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神山信仰和轮牧活动。

1.神山信仰及其生态保护价值

滇西北藏族信奉原始宗教和佛教，通过宗教仪式将一些山地、湖泊视为神山、圣水并确定严格的封山线。在封山线以内的土地，无论面积大小均为神山，得到严格的管理保护。[⑦]我们研究发现，滇西北藏族神山构成等级体系，按照神山圣水的影响范围及隶属关系，可以分为村寨神山、家族神山、村社共有神山、局部地区藏民共有神山、藏民共有神山等5个等级，不同人群或者同一人群因不同的方式而敬奉不同的神山。[⑧]神山带有宗教色彩，客观上看，能够促使人们形成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价值观念。人们从敬畏神灵到敬畏神山、保护神山的水土、奇石和动植物，价值观念上有了保护自然环境及资源的理念，实践上就表现为有节制地采集使用自然环境及资源。哪里有藏族居民，哪里就有神山，哪里的森林草地就能得到有效保护。

2.轮牧活动及其生态保护实践

具有农牧传统的藏族，为避免牲畜对粮作的影响，适应滇西北自然环境格局和生物多样性特性，形成了独特的轮牧作业方式。[⑨]滇西北藏族居住在平缓背风的谷地或山间盆地，海拔多为3100-3500米，年均温10℃，村民在方圆数十公里的草地和森林里进行轮牧活动。几乎每个村寨都有3类牧场。每年正月十五（公历2月中旬，海拔高的村寨则是3月中旬）以后，人们把牦牛送到半坡森林牧场，一个月以后，再把犏牛、黄牛和猪送到海拔3300-3900米半坡森林牧场；5月下旬，牧群到达3900米以上高山牧场，放牧近4个月；至9月下旬牧群离开高山牧场；11月下旬回到村寨牧场（海拔3100-3400米）。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进行着轮牧作业。从3月到11月，人们收集牲畜乳汁，就地加工，制作酥油和奶酪，剩余乳化残水用以喂猪。这种轮牧，看似简单，实质却是藏民对自然环境节律的巧妙利用和维护实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气候更替、植物生长变化的适应，二是形成了避免牲畜危害庄稼而保护粮作的围栏农业。因此，轮牧传统实际促进了草地生产和物种储存。定点研究表明，在藏族村寨附近，夏季禁牧草地的植物种数有24种、每平方米的地上生物量达228.0克，而夏季放牧草地的植物种数有12种、每平方米的地上生物量仅100.2克。也就是说，如果夏季禁牧草地没有轮牧体系的维持，草地植物物种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都明显减少。

（二）彝族地区的森林文化

在彝族史诗中，描绘着彝族“男人去山上，围猎野猪羊，女人去林中，摘果又采花，竹子当刀使，石头作斧砍”的景象。傍林山居、依赖森林，是彝族人民传统生活的真实写照。

1.基于传统信仰的森林保护

与云南其他世居民族一样，彝族有着浓厚的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建立和维护村寨神山森林，成了彝族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周鸿等[⑩]研究云南石林县彝族密枝林文化传统得出了重要结论，几乎每个彝族村寨都有密枝林，即彝族的神山森林。密枝林中，所有的树木花草都被视为神明，不许砍伐，不许放牧，甚至不能捡拾枯枝落叶。石林县有380个自然村建有密枝林，面积达3480公顷，在以彝族村寨为主的4个乡的森林覆盖率达41%-54%，有的彝族村寨森林覆盖率高达80%，附近以其他民族聚居为主的乡镇森林覆盖率仅为18%-27%。建立和维护密枝林这样的传统习俗，是彝族地区保护森林的传统生态文化。可见，带有宗教色彩的彝族密枝林生态文化，对规范人们的行为和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有着重要的作用。

2.家园重建的绿色生态文化

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生态文化体现在彝族具体生活中，即独特的森林保护实践。云南东部曲靖市富源县墨红镇彝族聚居地区的法土林场最具代表性，属基于政府引导和村民自觉的绿色生态文化建设模式。[11]

长期砍柴烧火，伐木建房，不断消耗村寨附近的森林。到20世纪中叶，山区森林锐减，尤其是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以粮为纲”等运动，森林被砍伐殆尽，坡耕地的土壤越来越瘠薄。1971年6月，开始组建法土林场，林场以法土生产大队为基础，号召邻近7个生产大队的24个自然村寨参与，每个村寨贡献出少量种植荞麦的坡耕地，以及分散在荞麦地之间长期砍柴的陡坡地段，种植华山松。从1976年开始，各村寨抽调志愿人员组成林场，进行林地管理。截止2012年，归属林场的林地总面积约4000 公顷，呈159个斑块林地分散在7个村委会24个自然村寨，而林场管理但又属于各村寨的森林面积达到32000 公顷。在这24个自然村寨中22个村寨有神山森林并加以保护，时至今日，84.6%的受访问村民均认同神山森林的存在，且认为应该加强保护。

（三）哀牢山哈尼族地区的森林-梯田生态文化

1.哈尼族古歌谣中的朴素生态文化

哈尼族古歌谣，唱出了以人为本，热爱自然、关怀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朴素生态文化。元阳县黄草岭乡树皮寨的老歌手杨批斗演唱的《毕蝶、凯蝶、则蝶》（人类、庄稼、牲畜的来源）中叙述说：“人出现以后，没有森林和庄稼。人的三位祖先去向神要种子，需要用象骨搭天梯。大象爱吃葫芦叶，他们就把葫芦籽种在悬崖边，大象吃葫芦叶从悬崖上摔死，他们取得象骨，上天得到种子撒向人间，撒出330种庄稼7700种大树。动物则是这三个祖先生的，人生下老虎，老虎生小老虎、豹子、兔子；豹子又生野猫、草豹……。因此，所有的人、飞禽走兽、游爬类都是亲戚。”[12]

哈尼族经历了长期的跋涉迁徙，安居的地方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普祖代祖》（安寨定居）古歌谣里，生动地叙述了哈尼族对美丽家园的向往：村寨山环水抱，有地耕，有泉水，鸟兽，有树木，还有竹子水槽把山泉引到村寨里。“人要在得稳，就要住下来，人要在得牢，就要安寨子，寨子是人和鬼的界线，寨子把人和鬼隔开。”“哈尼的寨子在哪里？在骏马一样的高山上，哈尼的寨子象什么？象马尾耷在大山下方，大山象阿妈的胸脯，把寨子围护在凹塘。”“选好了寨地，还要栽三蓬竹子……栽竹不到三年，嫁竹子的时候到了，砍下三捆竹子做水槽，把寨头的泉水引进寨来。安寨还要栽棕树，三排棕树栽在寨头，栽下的棕树不会活，一寨的哈尼就没有希望。”[13]

2.哈尼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梯田稻作社会实践

哈尼族的生态文化，不仅仅出现在古歌谣中，更多的，是在维系生产生活的社会实践中。哈尼族是一个以梯田稻作为其文化内核的民族，[14]梯田的美，莫过于山坡上蜿蜒的田埂、波光粼粼的水面或金灿灿的稻谷。如果缺了水，这山地梯田也就失去了美丽的光环。实际上，哈尼人民修建山地梯田时，最关注的是有没有水源，而山地的水源，无论距离梯田有多远，均是来自森林的溪流。森林涵养溪流，溪流（或经人工改变后的沟渠）浇灌着梯田，这种以水为媒介的半人工生态系统之典型、之壮观，也就在于哈尼族在长期迁徙历史中淀积了丰富而实用的生态文化。

（四）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地区的朴素生态观和传统文化景观

地处云南西南部的西双版纳，为我国横断山区向中南半岛延伸的热带北缘地区，低山丘陵环绕着星罗棋布山间盆地，降水丰沛、土地肥沃、生物资源丰富。傣族生活在宽敞谷地和平坦盆地靠经营稻田为生，起伏的山丘居住着布朗族、基诺族、哈尼族等山地民族，靠刀耕火种旱地耕作为生，莽莽的森林为野生动植物的家园。这种民族之间，民族与野生动植物之间择地而居的空间分布格局，沉定出独特的传统生态文化。

1.傣族以森林为中心的生态文化

刀国栋[15]总结了西双版纳傣族的传统生态文化：“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记述了森林、水、稻田、粮食和人的生态关系。人们认为，粮食是很重要的生活物资，粮食源于稻田，稻田有水才能出产粮食，而灌溉稻田的水却是来自森林。因而，在他们对周围可见环境要素的认识体系中，森林是最重要的要素。保护森林，也就成为一种自觉。

西双版纳傣族村寨具有独特的景观格局。传统的傣族村寨通常包括房屋、各家庭院中的菜地和果园、寺庙、水田、河流、薪炭林、竹林、坟山林、龙山和天然林等组分。其中，坟山林和龙山是傣族供奉先人和神灵的地方，禁止任何人乱砍滥伐。尽管这个区域终年温暖，用于取暖的柴薪消耗不是很大，人们还是在房前屋后种植铁刀木薪炭林，以减少采集薪柴的劳苦和森林消耗。这种传统，到1990年代，仍然有良好的保存，并且在改善乡村社会经济条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布朗族的神山信仰及其生态保护价值

在西双版纳勐养自然保护区的研究发现，位于保护区西部骑马山地区的布朗族村寨保存的龙山森林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热带山地雨林。[16]布朗族村寨均有各自耕种、采集的领地，即村寨之间有明显的界线。村寨使用的土地由村寨、龙山森林、坟山森林、无轮歇旱耕地和天然森林等组分构成。无轮歇旱地耕作有利于森林更新，很少出现水土流失。意识形态上，人们将人生存的空间看成是一个由多元成分构成的自然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神和灵魂是万能的，人只有依附地位。为消灾获福，人如果向自然获取，则必须有所约束。在具体实践中，人们建立龙山森林和坟山森林，并自觉形成规范行为，养成不轻易损害自然物的传统习惯。龙山森林生态文化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一是有效地解决饮水、防火和减少水土流失，二是保存了少有的山地雨林和物种多样性。中国的山地雨林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海拔1000-1500米的湿润山地上，唯有昆满、昆罕老寨、昆罕小寨的3片龙山森林面积最大、最原始。这些龙山森林在物种组成上包括热带和亚热带的植物，在1800平方米的龙山森林里，共生长着179种植物，而附近天然森林只有植物共计73种。

（五）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特质是融汇生态智慧的保护性利用生物多样性

长期以来，人类热衷于标榜自己是地球上的智慧生物，在分析自然现象、总结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得出了科学和逻辑，习惯于用现有的“科学和逻辑”为标尺去度量世间万物，陷进不敢突破现有科学结论的僵局。从上述实例可以看出，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融汇了高度的智慧，有三个特点：一是认为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神圣不可侵犯，树立崇拜自然、敬畏自然意识；二是把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的意识理念贯穿到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以规范自己的行为；三是人可以向自然索取但必须适可而止、自觉保护自然。一个基本的特质是：以保护性的方式利用生物多样性（即可见的动物、植物，以及动植物栖息的生态系统），在生物多样性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正是这样的生态文化，维系着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潜力。这种智慧，属于生态智慧，[17]具有自谦、爱心善举和防患于未然的特性。

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传承与发扬生态文化的实践

在社会经济同一化和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先破坏再重建、先污染再治理的发展思潮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云南自然环境及资源，生物多样性这个生态文化的载体被摧残，云南多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也黯淡失色。例如，为追求GDP的快速增长，采集木材、矿产的经济发展方式，巨大的破坏了云南的森林和土地资源，以大面积种植橡胶的热带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摧毁了热带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不少地区民族认同感减弱，民族生态文化被淹没。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才能摆脱愚蠢，步入生态文明，是个重大课题。

可喜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政府主导的若干大型建设活动，其中一些活动紧紧把握“环境-生物-人类”整体协调演进的观念，依靠科学技术和人类生态智慧，不仅有效地保护和恢复了遭受污染破坏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也明显促进了云南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一）天然森林保护工程

由于拥有崇拜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民族生态文化，历史悠久的云南多民族长期依赖自然环境和资源生息发展，自然环境和资源一直得到良好保存。其中，包括保护了丰富的矿产、广袤的森林和纯净的水资源。可惜，一度藐视地方性民族神态文化、推崇不切实际的人定胜天观念，集团式的森林采伐，给云南的自然环境和资源带来巨大的破坏，也对民族生态文化带来摧残。有资料证明，在滇东、滇南、滇西北建立的森工企业的集团式采伐，是云南森林资源锐减的主要原因或导向原因。

20世纪末期开展的天然森林保护工程，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创举，与云南民族地区传统的森林利用和保护思想意识和生产实践是完全一致的。有了国家的政策保障，依赖森林的生态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实例很多，枚举一二。前述法土林场建成之后，村民纠结于伐木分红还是维持青山常在的矛盾之中。国家实施森林保护政策，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得到了认同和发扬，选择了维持森林，走向依赖森林综合发展的道路。彝族人民依赖森林、热爱森林、崇敬森林的传统生态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另一个例子是西双版纳勐仑曼纳览哈尼族村寨的黄心树培植。当地哈尼人特别重视用一种叫黄心树（Oleasp.）的大树做棺材，人们有自觉保护这种树木的传统。在国家森林保护政策的指引下，村民在村寨附近自发种植黄心树，形成了独特的人工乡土树种森林景观。保护森林和调动村民自发栽种优良树木的一个前提是，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普及，使村民能够不依靠木材资源而过上日益丰裕的生活。

（二）强化自然保护地

云南民族生态文化在实践方面的内涵之一，就是建立和管理神山、风景林等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地等多种形式的国家自然保护地建设活动，多是以这些传统的自然保护地为基础建立的，促成了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例如，在滇西北曾为藏族神山的白马雪山，西双版纳勐养骑马山一带的布朗族神山，被纳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并得到有效保护，红河哈尼族传统耕作的元阳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地后享誉全世界，都是生态文明建设对云南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三）旅游兴滇

向自然索取但必须适可而止、自觉保护自然的云南民族生态文化，促使各民族与其生息发展的自然环境及资源和谐共处。在全球化、城镇化的当今社会，这样的人类-自然生态系统十分珍贵。但是，仅当这样的人类-自然生态系统成为一种资源，并被更多人群享有、使用时，才能更有效地造福当地人民。云南实施旅游兴滇战略，利用云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以及云南各民族独特的传统生态文化，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维护云南人民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生性，实属云南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红河哈尼族元阳梯田生产的红糙米营养丰富但产量不高，曾被高产品种代替，元阳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地之后，旅游发展带动了红糙米传统稻谷品种的复兴；在石林县，以彝族密枝林为基础建立的圭山国家森林公园，游人如织，既从旅游发展中获益又保护了曾经的密枝林文化；以藏族神山梅里雪山、香格里拉人间仙境为核心的旅游发展，使滇西北名传四海。云南旅游产业的生态文明建设，巨大地促进了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当然，旅游活动失控而引起的破坏，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也既成事实。调试这样的破坏行为，正是传承和发扬民族生态文化、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重大任务。

致谢：本文成文过程中，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414741149、31670472），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存在问题和对策研究（K3070044）的经费支持。谨表谢忱。

[①]王如松，胡聃：《弘扬生态文明深化学科建设》，《生态学报》2009年第3期。

[②]刘某承，苏宁，伦飞，曹智，李文华，闵庆文：《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综合评估指标》，《生态学报》2014年第1期。

[③]王如松：《生态整合与文明发展》，《生态学报》2013年第第1期。

[④]白光润：《论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人文地理》2003年第2期。

[⑤]王如松，胡聃：《弘扬生态文明深化学科建设》。

[⑥]国家林业局：《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2016-2020年）》，2016年4月7日。

[⑦]郭家骥：《生态环境与云南藏族的文化适应》，《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⑧]吴兆录，蔡传涛，许又凯，刘宏茂：《轮牧传统衰退：滇西北藏区亚高山草地退化的人文因素》，《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5年第6期。

[⑨]吴兆录，蔡传涛，许又凯，刘宏茂：《轮牧传统衰退：滇西北藏区亚高山草地退化的人文因素》，《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5年第6期。

[⑩]周鸿，吕汇慧：《乡村旅游地生态文化传统与生态环境建设的互动效应----以云南石林县彝族阿着底村为例》，《生态学杂志》2006年第9期。

[11]单梦颖，武秋君，吴兆录：《村民传统认知对滇东法土林场森林及其管理的影响》，《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12]阿海，岩温扁：《哈尼族古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13]阿海，岩温扁：《哈尼族古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54页。

[14]史军超：《哈尼族文学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15]刀国栋：《傣族历史文化漫谈》，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16]吴兆录：《西双版纳勐养自然保护区布朗族龙山传统的生态研究》，《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3期。

[17]王绍增，高伟：《生态智慧与生态安全》，《生态学报》2016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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