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1月13—28日到南京、无锡、上海视察中科院各研究单位的工作。1951年11月20日：“到无锡后，在车站上遇仲济。……（下午）一点十分自无锡城出发至蠡园，凡十三里（中里），黄包车约五十分钟到。由刘建康、倪达书等陪同视察寄生虫、昆虫、水质等实验室，遇Clark及Sproston史若兰。晚七点半与水生生物所同人谈话。”

1951年11月21日：“晨七点起。八点和允敏（陈汲，竺可桢夫人）至蠡园四处一走。蠡园有地连水塘共49亩。主人王禹卿向以帮助荣宗敬起家，后开福新面粉厂，于廿多年以前造此园。最初建湖上草堂及景宣楼，后又添造正楼（现作宿舍）及新住宅（现作倪达书、Sproston等实验室）。解放以后王禹卿去香港，其子王亢元告倪达书欲以园送科学院，后又悔失言，改为租五年。适土改起，收为公有，由科学院暂时应用。但无锡市政府与军管会希望以蠡园为休息所，科学院得让给。故院中拟另购地另建，苦无建筑费。和倪达书、刘建康、王仲济至附近看拟购之地十九亩，价三千六百万。又所租鱼塘四个，十亩另七分。此间养鱼每亩可出鲢鱼、草鱼七百斤，比稻田水亩产量高云云。”

竺可桢到无锡，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仲济）到火车站迎接，水生所刘建康研究员、倪达书研究员陪同竺可桢视察水生所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克拉克（Clark，女，英国人，水生所副研究员，从事桡足类研究）、史若兰（Nora G.Sproston，英国寄生虫学家，水生所研究员）也在这里工作。

读尹文英（1947—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1950—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作）有关回忆文章，英国寄生虫学家史若兰女士（N．G．Sproston）1947年应聘来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开展鱼类寄生单殖类吸虫和寄生甲壳动物的研究，实验室在岳阳路320号3楼123号。1950年史若兰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62年离开水生所回英国。

王禹卿（1879—1965年），无锡人，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实业家。1927年，他耗资20多万元，在家乡的蠡湖（又称五里湖）旁构筑蠡园，成为江南著名私家园林。1946年10月30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抵无锡“避寿”，即下榻蠡园景宣楼（蒋1887年10月31日生，此时当是“避”六十寿辰。）。五十年代初期水生所在蠡园使用已有房舍并租用鱼塘开展科研工作，而地方政府则欲将蠡园作为休养场所，故竺可桢日记1951年9月10日曾有“无锡淡水生物室因蠡园房子问题，地方上常给以麻烦”的记载。

五十年代初期水生所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同人在蠡园大门合影（大门上方有“蠡园”二字，一侧挂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淡水生物研究室”的牌子）

今日之蠡园大门

1953年夏刘建康（右）与张孟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摄于无锡蠡园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

今日之蠡园一景（注意：湖中一塔与岸边围栏与刘建康张孟闻当年合影背景相同）

20世纪50年代初，刘建康到江苏进行五里湖鱼类资源调查，此时外国学者向中国科学院询问中国池塘养鱼何以能高产，领导把问题交给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于是，刘建康在江苏开展实地试验，并请富有实践经验的渔工参加，结果亩产超过500公斤。他于1955年发表《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首次提出了草鱼、青鱼的饲料系数，该文被公认为对中国传统养鱼方法进行科学总结的典范。英国学者C.F.Hickling在其《鱼类养殖》（1962年）书中引用了刘建康的试验数据。（摘自《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生物学卷第三分册·刘建康》3-11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作者：张晓良）

注，本文楷体字部分，皆引自《竺可桢全集》第十二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该卷为竺可桢日记第七集，包括1950、1951、1952年。

参见本博《竺可桢日记中水生所的人与事（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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