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伍献文

我是一个从事鱼类分类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就我所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鱼类分类学这个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他们从中国的土地上，任意把把江河湖泊中的鱼类带到国外去，并冠上外国人的名字，贴上外国人的标签，存放在外国的博物馆中。用外国文字写物种记述，也发表在外国杂志上。中国人要深入研究中国鱼类分类学，除了天涯地角搜求外国资料外，还要到外国去核对模式标本。这在我们心中是什么滋味，不言而喻。

29岁那年，我怀着研究鱼类学的夙愿，远程奔赴法国巴黎去留学，一心想从学习西方科学成就中探索发展我国鱼类学的道路。学习三年之后，从巴黎回到祖国，但是发展我国鱼类学的愿望，却只能是一场梦幻。我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当了研究员。但是在蒋政权的腐朽统治下，所中一缺经费，二缺设备资料，要致力于科学真是难上加难。抗日战争期间，动植物研究所被迫内迁，多年辛苦经营积累起来的鱼类标本数千瓶全部丢在南京。迁到四川北碚以后，年复一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我们靠工资几乎无法维持生活，工作条件更十分艰难，完全处于自我挣扎的状态。尽管如此，我仍坚持做些研究工作。有一次，一个英国人来参观说：“你们无水无电，工作怎么做呢？”确实是这样，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什么也难做，谁也难做出成绩。

长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生活经验使我逐渐认识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最靠不住。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直逼南京，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奉命召集会议，胁迫全院科学家跟蒋政权逃往台湾，这时我思绪万千，但只有一个决心：决不跟蒋介石一道走！

新中国诞生之后，人民当家作了主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向前，科学研究事业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得到了蓬勃发展。1949年11月，新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科学院。旧中央研究院的动物研究所是现在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前身，解放前是一个破摊子，几架显微镜，连做一些最起码的研究也很难。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关怀下，在东湖之滨、珞珈山下，建起了我国第一个以淡水鱼类和淡水藻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水生生物研究所。就鱼类而说，许多研究工作者，包括不少年轻的同志，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伟大前景所吸引，不避艰险，到全国各地去采集鱼类标本，把我们的标本室很快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淡水鱼类博物馆。其中陈列着700多种淡水鱼类标本，多数是地模标本。还有许多是从友好国家交换来的我国周围邻国的鱼类标本。多少年来，我梦寐以求的建立一个淡水鱼类分类研究基地的愿望完全可以实现了。

 

伍献文在淡水鱼类博物馆

建国32年来，水生所沿着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取得了许多项研究成果，包括写出了《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中国鲤科鱼类志》、《中国淡水轮虫志》、《中国鞘藻目专志》、《中国动物志·淡水枝角类》等水平较高的科学专著。最近几年，“武昌鱼”等一些新的优良养殖对象的引种驯化，固氮蓝藻作为晚稻的新肥源，鸭儿湖受农药废水污染的治理，珍稀淡水哺乳动物白鱀豚生物学的研究，世界上第一尾“试管鲫鱼”的诞生等研究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鱼类分类学工作，也从鉴定和区系的工作，走向运用分支系统学的研究方法，探讨鲤亚目各科鱼类系统发育关系的领域。这一变化，使我深深体会到，社会主义需要科学，科学更需要社会主义。想想过去，展望往来，科学工作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真正有所作为，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开辟美好的前程。

 

伍献文（左一）在“鸭儿湖水体农药污染的治理”沙盘模型前听取项目负责人张甬元（右一）的汇报

前不久，我到北京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前三次学部会议我都参加了）。我认为这一次会议是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空前盛会。会上，讨论和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和学部工作的重大改革，确定了科学院是全国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中心，学部由原来的咨询性质改变为最高决策机构。这是一个重大的调整，体现了党对科学家寄予高度信赖。这次学部委员增选到400人了，其中不少是有才华的中青年科学家。新增选的200多委员，是从各方面推荐的1000多人中遴选出来的。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兴旺发达，人才辈出，我心中无限喜悦，无限振奋。

 

 1981年5月11-20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前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同大会主席团成员进行座谈。

  

 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大会上，金善宝（右一）、郑万钧（右二）、伍献文（右三）等交谈。（图源：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

实现四化，任重而道远。老年和中青年科学家都要珍惜当前的大好时机，珍惜这么优越的条件，以主人翁的态度，振奋精神，脚踏实地，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换来明天的更加美好和幸福。我今年82岁了，愿在余生之年，把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科学人才引为己任，甘当人梯，让年轻一代向科学高峰前进，为繁荣科学，振兴中华，为我国水生生物学出成果、出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本博主附言：此文作于1981年。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345－34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原文无图，今另配相关图片，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水生生物研究所图片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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